章亚琼 斯洪桥
(遵义医学院外语系、贵州 遵义 563003)
摘要：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将原文看作翻译活动的中心，认为原文具有恒定不变的统一意义，而翻译就是对此意义的线性传递。然而这种原文中心论遭到了解构主义的强烈质疑。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由于中心的缺场，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原文意义。恰如播种一般，意义在能指转换的过程中（语际、文本间的转换）四处播撒，产生出无穷的语义效果。本文以理雅各、苏慧廉、威利等人的七种《论语》英译本对儒家核心术语“仁”的翻译为基础，讨论了意义在翻译或德里达所谓的‘转换（transformation）’过程中的播撒，从而在理论上对重译的必然性以及必要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术语“仁”；意义；播撒；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meaning
from various translations of the kernel confucian term ‘仁’
Zhang Yaqiong Si Hongqia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Zunyi Medic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3)
Abstract: Influenced by logocentrism,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view the original as the center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hold that as the original has a constant and unified meaning,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the lineal transmission of such meaning. Such original-centered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greatly challenged by de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deconstructive translation theories hold that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center, there is no unified original meaning. Like the seeds dissemina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signifiers (from one language to the other language and from one text to the other text), meaning is disseminating here and there, producing a nonfinite number of semantic effects. Based on various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kernel Confucian term ‘仁’, this paper discusses here the dissemination of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or what Derrida calls ‘transformation’, and explain theoretically the necessity of re-translation.
Key words: the term ‘仁’; meaning; dissemination; logocentrism; deconstruction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翻译
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受到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从赫拉克利特的言说——万物都根据永恒的逻各斯产生、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到文艺复兴的人性极其所代表的中世纪神性，培根的理性新工具及理性在18世纪法国的胜利，德国人的思辨理性……（陈历明，2006：102）可以说，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始终相信世界有一个本原。按德里达的话，这个本原有很多名字，可以是“理念、始基、目的、现实、实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等”（Derrida，1978：279-280）。
翻译领域同样受到此种思维方式的支配，在此“原文”成了本原的另一个名字。纵览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从古罗马圣-杰罗姆的“有时意译，有时直译”，中世纪维尔的“为了忠实于原文，宁愿牺牲译文的易懂性”到近代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抑或是当代西方北美翻译培训派的“相同的美学体验”、翻译科学派的“语言结构/动态对等”，早期翻译研究派的“对应文学功能”，或多元系统派的“在目的语文化中由社会可接受性支配的相似的形式联系”，都不约而同地将原文看作翻译活动的本原。而在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中，从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对“虽得大意，殊隔文体”的批评，到彦琮的“八备十条”、“遇本即依，真伪笃信”，玄奘的“五不翻”，“音讹则意失，语谬则理乖”，以及严复的“信达雅”，陈西莹、傅雷的“形似”“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同样是种“原文中心论”，认为原文具有恒定不变的统一意义，而翻译就是对此意义的线性传递。
二、解构主义与翻译
然而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问世以来，此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受到了从所未有的严重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里达陆续在他的三部著作《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言语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ology)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李红满，2001：76），并发展出 “延异(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替补（supplement）”四大策略。解构主义根本否认存在着一个充分自足的在场。换言之，它否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所坚信并孜孜以求的任何本原或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或“理念、始基、目的、现实、实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等”。德里达认为，“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它没有自定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号补替的游戏的非定点（nonlocus）”然场所，不是一个固 (刘军平，1997：52)。因为在解构主义看来一切在场都已经被延宕，都已经成为踪迹，且都已经是替补。换言之，由于超验所指的缺场，一切都成了能指的游戏。无怪乎，德里达曾提议用转换（transformation）的概念来代替翻译。他说“从不存在纯粹的差异，翻译也是如此。对于翻译的概念来说，我们应用transformation来取代它：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有调节的转换。在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或一种语言之内，我们将不会，事实上也从未传递过纯粹的所指所指的手段只留下未触摸的处女地”（Derrida，2002：20）。由此，意义再也不像受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支配的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是从原文到译文的线性传递。相反，恰如播种一般，意义在能指转换的过程中（语际、文本间的转换）四处播撒，产生出无穷的语义效果。这无穷的语义效果既不能上溯到某个拥有简单本原的在场(a present of simple origin)，也不能下溯到某种末世的在场(an eschatological presence)。在此意义上，德里达宣称“它（播撒）标志着一种既无法规约又大量衍生的多样性（an irreducible and generative multiplicity）(ibid:45)。下面我们将以理雅各、苏慧廉、威利等人的七种《论语》英译本对儒家核心术语“仁”的翻译为基础，讨论意义在翻译或德里达所谓的‘转换（transformation）’过程中的播撒。
三、术语“仁”之意义的播撒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 作为记录夫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论语》被收入《十三经》和《四书》。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钱穆，2002：1）。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曾经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论语》一书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论语》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而在《论语》一书中出现频率多达109次的术语‘仁’则可谓儒学的核心。该术语由两部分构成：左边为一单人，右边是二。这一词源学上的特征表明（1）它与人类关系非浅；（2）它象征一种博爱精神。事实上，《论语》对术语‘仁’有多种解：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杨伯俊，1980：16）。显然，其意义并不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单纯，而是始终处于如上所述的播撒状态。并且其意义的播撒并不局限于一种语言之内，在从中文到英文的两种语言转换之间，术语‘仁’之意义的播撒更是明显。
例如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
颜渊问仁。（12.1）
我们将理雅各、苏慧廉、威利等人对此句的翻译列举如下：
1）Yen Yuan asked about perfect virtue. (Legge, 1930: 52)
2) When Yen Yuan asked the meaning of virtue… (Soothill, 1937:115)
3) Yen Hui asked about Goodness. (Waley, 1998:145)
4) Yen Yuan asked about benevolence. (D.C. Lau, 1992: 109)
5) Yen Hui asked about humaneness. (Dawson, 1993:44)
6) When Yen Hui asked about humanity. (Chichung Huang, 1997:125)
7) Yan Hui inquired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 (仁). (Roger Ames& Henry Rosemond, Jr., 2003:201)
由上可知，尽管理雅各、苏慧廉、威利等人所翻译的术语‘仁’出现在同一语境——‘颜渊问仁。’当中，经过不同译者的努力之后，术语‘仁’的意义并未像传统翻译理论以为的那样在诸多译本中获得一致的翻译。相反，其意义在由中文到英文的语际转换过程中播撒开来：例如在Legge（理雅各）的译本中，‘仁’代表‘perfect virtue’（完善的道德）；在Soothill（苏慧廉）的译本中，‘仁’代表‘virtue’（道德）；在Waley（威利）的译本中‘仁’代表‘Goodness’（善）；在D.C. Lau（刘殿爵）的译本中‘仁’代表‘benevolence’（仁慈）；在Dawson（道森）的译本中，‘仁’代表‘humaneness’（仁慈）；在Chichung Huang（黄治中）的译本中，‘仁’代表‘humanity’（仁慈），而在Roger Ames& Henry Rosemond, Jr.（安乐哲、罗思文）的译本中，‘仁’代表‘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 (仁)’（权威性的行为——仁）。在上述七种译本当中，出现了七种不同的翻译。有的强调‘仁’是某种德行，如‘perfect virtue’、‘virtue’和‘Goodness’；有的坚持‘仁’与人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如‘humaneness’和‘humanity’；还有的宣称‘仁’是人的某种行为，如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仁）等等。并且在这七种翻译中间，只有差异存在而无所谓孰优孰劣，因为任何一种翻译都不能遮盖或者代替其他六种翻译。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居中心地位的翻译即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有的翻译都是平等有效的。非但如此，事实上术语‘仁’之意义并不仅限于上述七种含义。随着时间的流逝，经由不同译者的努力，在从中文到英文的语际转换过程中，术语‘仁’之新意义将会持续涌现。换言之，其意义会不断播撒开来，产生出无穷的语义效果。这无穷的语义效果既不能上溯到某个拥有简单本原的在场(a present of simple origin)，也不能下溯到某种末世的在场(an eschatological presence)。由此，我们终于彻底理解为何德里达会称‘播撒标志着一种既无法规约又大量衍生的多样性（an irreducible and generative multiplicity）’。
四、结语
通过比较理雅各、苏慧廉、威利等人所译的七种《论语》英译本对儒家核心术语“仁”的翻译，我们发现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并未如传统翻译理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种线性传递，既对原文意义的简单复制。这种将原文意义看作一种中心而将译文视为其复制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由于中心的缺场，一切早已被延宕，一切都已经是踪迹和替补，根本不存在一个有统一含义的原文意义。这个所谓的原文意义本身早已四分五裂，术语‘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上文所示，在《论语》原文中，它的含义本身就处于一种播撒状态。因而在从中文到英文的两种语必然性言转换过程中，意义必然不断播撒开来，产生出无穷的语义效果。这也在理论上解释了重译的必然性以及必要性。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原来任何伟大的翻译作品都只是过眼云烟，都只是意义播撒过程中的一部分。晚清诗人龚自珍曾经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来形容处于播撒状态中的译文的这种暂时性，不过要稍作一点改动：“译坛代有佳译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参考文献：
[1] Confucius. (1993)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Raymond Daw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Confucius. (1997)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lated by Chichung Hua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Confucius. (1930)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and D.D., L.L.D, Shanghai: The Chinese Book Company.
[4] Confucius. (1992, 2nd edition)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D.C. Lau,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5] Confuciuis. (1937) The Analects or The Conversations of Confucius with His Disciples and Certain Others, translated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Confucius (1998)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7] Derrida, Jacque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London and Henlely: Routledge&Kegan Paul Ltd.
[8] Derrida, Jacques. (2002) Positions,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9] 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M].余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陈历明. 逻格斯(道)•异延•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1).
[11]李红满. 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冲击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3).
[12]刘军平.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J]. 外国语, 1997, (2).
[1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 2002.
[1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