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路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言系，北京，100083
引言：《阿里》是毕淑敏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代表，文中游星党纪处分大会上举手表决的一幕给人深深的长久挥之不去的震动、愤慨和心痛。本文将从集体迫害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探究群体对游星之死逃匿不掉的责任。
关键词：《阿里》；毕淑敏；游星；集体迫害
游星是毕淑敏的作品《阿里》年中的主人公，她是司令员的女儿，她“美丽而能干”，她“聪明”，她是科里技术最优秀的卫生员，但就是她，最后成了众矢之的—卫生科全体党员大会上，举手表决是否同意开除游星党籍时，“如林的臂膀举起来了，大家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锥形山口”。像只被许多枪口对准的兔子，无路可逃，游星跳了井，终于干干净净的走了。为什么大家会愤怒？游星真罪不可赦？
根据集体迫害理论，人群的成员总是潜在的迫害者，因为他们梦想在团体里清洗腐蚀团体的不纯分子，清洗破坏团体的变节分子。游星不幸的成为了这样一个不纯分子。
别人都不敢违抗军纪，进入通信科私查信件，游星敢；在挑选慰问品时，游星东挑西拣，嘴巴还不饶人；自恃自己的美丽窈窕，游星武断的下结论，又胖又黑的姑娘一定很笨；班务会时，游星旁若无人，把黑羊毛的皮大衣拉开盖在腿上，辩解说自己有关节炎；对老协和芦花结成的一对红，游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游星不讲情面的嘲笑芦花说话时的逻辑错误；游星胆大包天，划着橡皮筏到狮泉河冒险；这一切都让游星显得那么惹眼，那么不讨人喜欢。可是，即使加上她的桃红色事件----竟然和地方上的机要交通员在国境边上谈恋爱，游星也罪不至死。人们尽可以举出这些理由来排斥她，但是，人们不愿承认，这种集体迫害，是出于人们内心最隐秘处对游星的忌恨，她出众的美丽、聪明，她还有一个当司令的父亲，尤其是最后一点，成为游星的莫大罪名。
《阿里》中对游星的集体迫害主要分两个阶段，排斥否定阶段和公然打击阶段。
事物的极端时时会被认为是异类而遭到集体的排斥和否定。将门出虎女，游星想当班长，但老协说，“让游星当（班长），是她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她?”孔博也说，“对游星，我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谁不想再部队混个好前途？可你要是司令员的女儿，干得再好人家也说你是沾了老丈人的光。堂堂男子汉，今后怎么领兵，怎么在人前腰杆硬硬的讲话？我们约好了，谁要是讨好她，谁就是我们中间的叛徒！”人们竟存了如此顽劣的心计！游星被孤立起来，因为她的高不可攀，因为她太拔尖。所以，她只好用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嫩弱的内心。当终于有人向她表达爱慕之情时，她便几乎是迫不及待的走向了深渊……
当游星事件发生时，人们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法合理的发泄的理由，游星几乎是遇到了集体霹雳般的打击。她的桃红色故事在传播中乌烂发紫，不忍卒听。人们目光冒出的是荆棘和火焰，“我无法想象游星有一天当真走出那禁闭的小屋，该如何在这剑戟般的目光中生存！” 为了纯洁队伍，当然要把游星开除党籍！对这样的伤风败俗，不知羞耻，人人都义愤填膺，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明白无误地要给那个昔日的小公主致命的一击！
可以看出，在群体中，异常和差别最容易遭致忌恨，并成为集体迫害中选择受害者的标准。游星的特殊使自己成为群体中的内边缘。人们对干部子弟，一半是羡慕，一半是苛求。虽然游星的父亲并未给她特殊关照……大家认为她既然比一般人幸运，理应多受些磨难。虽然她用一点一滴的劳动，成为科里最优秀的卫生员，到关键时刻，绝对是好手，但这一切，在集体迫害时，不仅被统统忘记，更可怕的是，往往使被害者罪加一等。
现在我们看在这次集体迫害中迫害者的不同表现。
游星的利嘴曾得罪过不少人，这就包括芦花和老协。游星事件时芦花泄露的，批判游星是老协发动起来的。老协的一个口号就使人群集合，人们被动员起来反对一个已确定的敌人。为了保证置之于死地，老协想方设法断绝游星与外界的联系，防止出现外援。
群众的冷漠和姑息是迫害的发生的土壤。她使女兵班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大家都忙不迭地洗白自己，好像早就看出游星是个淫荡女人。甚至在游星死去时，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在迫害中群众的力量有令人发指的血腥味。游星事件，像一道辛辣无比的调料，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力和正义感。每个人都在同游星境遇的比较中，感到了自身的优越与崇高。越显示对游星的鄙弃，越反衬本人的纯正。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怎么谴责那位龟缩在小屋内的昔日的公主都不过分。 她的贵族成分，更使这种愤慨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人都能从他人的苦难中，汲取濡养自尊的维生素。战士们在等着看好戏，“她爸爸就要上来了，她爹要是敢包庇她，众弟兄们就敢不打仗。”
这种压倒一切的迫害的力量让同情和怜悯成为最奢侈最不合时宜的东西。文中的“我”虽然见到蜷缩成一团的游星会感到深切的痛苦和同情，但也不敢说自己一点没有“忌恨”的情绪。“我”非常憎恨自己的角色，对老协杀一儆百的用心，不得不服从，对游星尴尬悲凉的处境，又毫无办法。 “我”虽然知道，游星入党的不容易，她比其他人多花了几倍的汗水！但是“我”没法替游星辩解，因为难以自保，何以保人。在表决大会上，“我”也迟疑地举起了手，因为老协正审视地盯着“我”，别的人也正用目光督促“我”。“我”的心说，游星，原谅我。你遭受的是一场暴风雨，大概不会再计较我的这一盆水吧？表决所需的半数已然超过，这一票对你是无所谓的，对我却很重要。我还要光辉灿烂的前程。在集体迫害中，没有中间派，没有弃权，只有迫害者和被害者。
集体迫害是集体在一个口号的动员下丧失理智和判断标准的一种的暴行。对于暴行的发动者有其险恶的动机和目的，但对于群众来说，完全是被一种狂热的力量驱使，他们变得冷漠，先是与危险分子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坚决地站到人群中的多数派一边，人们变得凶残，他们不介意把极端分子“解剖后贴在玻璃片上面供观察分析”，不介意把其所有的隐私“像咸鱼一样，赤裸裸地晾晒在天地之间”，他们都认真地认为那些特权或特殊分子应该受挫折，似乎唯有如此，才得以证明自己对于问题严重程度的深刻认识，才得以证明自己的纯洁。这时所有有着理智思考和悲悯之心的人们，考虑到自身力量的弱小，恐惧于集体力量的强大，也不得以站到了群众的一边，听任良心的泯灭，听任这种迫害发生发展，并安慰自己说“不差我一个”。
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自我感觉与他者不同，但集体又必然有其共性，在这一点上的欠缺或是变异必然导致个体的不幸。在《阿里》中，我们不能说谁是罪魁祸首，我们只能反思人性中的邪恶力量，同情人们的盲目。对游星来说，错的只是她不该有自己的个性，使自己成为这个群体中显眼且易受打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毕淑敏：《不宜重逢》，群众出版社，1996
[2] 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