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响艳 杨炳钧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强调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文学作品仅仅是一种“图式”,充满了“空白”与“未确定点”,文本意义的实现是译者的前理解以及文本和译者之间的视野融合。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阐释,同一源语文本的多个译语文本互相补充,与源语文本共同实现总体意指,即纯语言。
关键词:接受美学;纯语言;文学翻译
Pure Languag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bstract: The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centers on readers and emphasizes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A literary work is just a “schema” which is full of “blanks” and “indeterminacie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s the fusion of the translator’s pre-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the horizons of the text and the translator. Different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these different TL texts and the SL text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realize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pure language.
Key Words: the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pure language; literary translation
一、引言
文学批评理论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转折:一是以作者的创作为理解作品的主要对象的作者中心论范式;二是以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为理解文学意义主要依据的文本中心论范式;三是以读者的阅读、创造性阐释为文学意义形成的主要源泉的读者中心论范式。20世纪60年代,在现象学和哲学阐释学的基础上,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创立的接受美学就是读者中心论范式的一种理论。
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进入我国翻译研究的视野均始于80年代后期。我国译界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例如,吕俊(2000:49-54)讨论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几点启示,指出这一转向必须改变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即从独自话语走向对话话语,而翻译过程也将是一个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彭秋荣(1996:42-45)指出,“阐释是翻译的本质”,翻译的阐释性是由语言文化的特质决定的;秦洪武(1999:48-54)指出了读者反应既具时效性又具历史性,因此,一方面翻译时“译者需要认真考察现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通过修补或重译来适当缩短审美距离”,而另一方面进行翻译批评时,批评者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以便于客观地了解和评价某一译法在特定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本文拟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目前我国译界在这一领域的成果指出:(1)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乃是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文学作品本身仅仅是一种“图式”,充满了“空白”与“未确定点”。依据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知觉的“构造能力”中具有“把不完全的变为完全的”那种整合倾向,文本意义的实现是译者的前理解以及文本和译者之间的视野融合,但是,译者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要有度;(2)既然文本意义的实现依赖于译者的阐释,而译者的鉴赏趣味和水平不同,那么一部文学作品的多个译本就可以同时存在,同一源语文本的多个译语文本互相补充,与源语文本共同实现总体意指,即纯语言。
二、 翻译的哲学美学渊源
翻译绝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是思想的转换。翻译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只有从哲学高度才能真正地解决翻译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阐释学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阐释学本体论以及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整体性、和谐、鲜明性)”、康德的“心境状态说”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否定传统认识论的本质主义本体论,都认为哲学和美学就是一种语言阐释活动,都强调意义的变化性、发展性和可能性,都把译者放在突出的地位,并以此形成一种“主体—客体”互动的新观念,既没有纯粹的主体,也没有纯粹的客体。这是一种文化结构,也是一种美学结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这两种联系集中反映在二者与翻译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有着惊人的交叉重叠性。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本和文本的意义,作用和作者的意图,理解的心理过程和思维过程,理解的主体(即读者),主体在理解过程中的参与作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如评论文章、普通读者对理解对象的接受效果)与作者或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而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原作者和原作、理解的主体(包括源语读者、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主体的理解过程(特别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活动)、主体通过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最终产品和原作者(或原作)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译作和原作是否等值,是形似还是神似,译作是否忠实或“信”于原作或原作者,目的语读者阅读译作是否与源语读者阅读原作时效果等同)等等,而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文本是否具有开放性,译者对文本的翻译是否也可以有译者主观意识的积极参与。因此,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翻译问题的解决。
三、接受美学之于文学翻译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文艺理论流派。阐释学是接受美学最直接的哲学基础,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中阐释学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流派,一派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基本环节中,他们更强调“文本—读者”这一环,重视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作用,认为读者的阐释可以而且应该超越作者原意:相反,以赫施为主要代表的一派则较强调“作者—文本”这一环,注重文本的客观性及其对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正确阐释的唯一性。接受美学则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也强调文本的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把读者接受作为文学演进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与内在动力。实质上,文本既具确定性又具未定性,因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它是开放状态下的封闭,封闭之中的开放,是确定与未定,封闭与开放的辩证统一体。
1.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不可能也不需要面面俱到、和盘托出,而总是选择生活中的某一片断或某一侧面,予以突出,即所谓艺术“贵含蓄,忌直露”。“空白”和“未确定点”是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冰山”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鲁枢元,2006:247)。作家在作品中通过文字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也像冰山一样,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内容是蕴藏在文字的背后,而作为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些“空白”,并根据自己的印象、体验,把形象丰富起来,补充起来。
在现象学的基础上,伊瑟尔吸收了英伽登的观点,认为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图式化方面”的框架,这个框架无论在哪一个方向和层次上都有许多“空白”和“未确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和充实(Iser, 1978:68-72)。所谓“空白”,就是指文本中未实写出来的或未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它们是文本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只有在读者进行阅读的具体化活动过程中,这些“空白”和“未确定点”才能得以填充或说明,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作者的原意或其最初的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而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中,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过程。因而,文本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不是静止、绝对客观的东西,而是多元的,无限的,不断更新的。
2.格式塔完型心理学—心理学依据
格式塔心理学发生于20世纪初的德国。该学派创始人之一科勒解释道,“格式塔”不仅指事物的“形状”或“形式”,“在格式塔学说里,Gestalt一词的含义乃是指任何一种被分离的整体而言的”(转自朱立元,2004:33-34)。就是说,格式塔心理学反对元素分析而强调整体组织,而这种整体组织不是对象本身的客观特性,乃是经由主体知觉活动组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按照这一原理,文学的阅读或接受就不是读者被动的感知,而是读者对作品提供的种种要素通过创造性知觉活动而组织成的新的意向整体。所以,伊瑟尔就用“完型”概念所谓解释阅读过程的基本心理机制。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主要代表阿恩海姆发现了知觉的“构造能力”中具有“把不完全的变为完全的”那种整合倾向,即当“不完全”的“形”或“空白”呈现于知觉时,会激发起知觉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完整”状态的天然倾向。(滕守尧,朱疆,1998:57)这对于接受美学提出的文本的“未确定点”和“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中加以补充和完善的理论是内在一致的,它实际上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和支持。
3. 文学翻译中阐释的度
读者对作品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这就必然带来“阐释的主观性问题,不同读者的鉴赏趣味或读者的水平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任意解读,文本意义仍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把握性,它需要译者把握好一个“度”。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中阐释的度,应与译者(或目的语读者)和源语文本(或作者)之间的视域差成正比,视域差越大,阐释的度应越大;反之,视域差越小,阐释的度亦应越小。译者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不是过度阐释,就是阐释不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适度阐释。适度阐释只是一个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唯有在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深层含义上保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变更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以使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文体风格上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似,使目的语文本不断地向着翻译中理想的阐释的度逼近,这才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努力追求而且可以达到的目的。
四、文学翻译的纯语言观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概念,认为纯语言抽象地潜在于所有自然语言之中。各种语言之间的超历史的“亲缘关系”( kinship) 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意指( intention) 中。然而, 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单独体现这种意指, 只有通过各语言的意指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地体现出来, 即: 纯语言(Benjamin, 1923:75)。在“纯语言”这一意指集合里,每一种语言的意指方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各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意指方式,只有当所有的语言互补集合形成整体时意指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
蒋骁华 ( 1995:64-67) 用图1来说明“纯语言”这一概念。蒋图中纯语言用虚线表示, 表明它是抽象存在的;横向箭头表示原文与译文在“意指方式”上相互呼应;纵箭头表示原文与译文在“意指”上相互补充, 它们共同形成一个“意指集合”, 即“纯语言”;“translation”既指原文在某一外国语种里的一个或多个译文, 也指原文在不同语种里的译文。
图1 纯语言示意图
在《译者的任务》中,本雅明把任何一种自然的语言比喻成一个具有一定形状的花瓶的某个部分, 每个碎片都是被上帝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破碎的语言”, “碎片”大小形状各异指的就是各语言的差异;而“更加伟大的语言”指的就是他所称的“纯语言”;通过这个形象的比喻, 本雅明指出翻译就是要找到能互相粘合的碎片, 并把它们一一粘合起来;如果说本雅明所说的“碎片”在这里强调的是各种不同语言或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本文作者所强调的则是同一文本的不同译作之间的关系,即各个译作都是“花瓶的碎片”(Benjamin, 1923:79)。
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知识能力—其世界观、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等决定了其认知和解释原文文化的意蕴时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每个译者的理解方式以及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就会出现不同之处。这种差异就导致“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谎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黄龙胜,2005:21)。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译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其译作就会从不同的侧面反应这部作品的含义,没有任何一个阐释者能够穷尽一部作品所有的方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部作品会有多个译本存在,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只有将所有的译作“粘合”起来,才能与原作共同实现作品的总体意指,即纯语言。
五、结语
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翻译,触动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根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中关于文本的开放性和阐释的不可穷尽性理论对过去认为的文本的客观性和唯一参照性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它承认每一个读者的释义才能与权利。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前一直被忽略的读者的角度概括了人类的审美经验。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依赖于读者对它的理解与阐释,读者的参与才使一个文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对文本进行任意解读,文本意义仍然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把握性,这就需要译者把握好一个“度”。另外,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阐释,译语文本互相补充,与源于文本共同实现总体意指,即纯语言,从而肯定了一部作品多个译本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在承认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对翻译的启发价值的同时,也应正视其局限性,在解读作品时,它过分强调了译者的作用,难免造成翻译研究中的某些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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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纯语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