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国卫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 《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也充满着佛教和道教文化意识及其有关的语汇。对这些宗教词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处理,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而且也关系到其译作的成败。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从互文性视角就《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展开探讨，探究其宗教渊源。从《红楼梦》英译的众多翻译实例来看, 对宗教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反映了译者在其所属元文本影响下所形成的宗教文化取向和翻译观, 从而使其译作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关键词: 《红楼梦》; 两译本; 宗教文化;翻译策略; 互文性
著名翻译家奈达（Nida）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五类：生态；物质；社会；观念以及语言（原文为：“ (1) ecological culture; (2) material culture; (3) social culture; (4) conceptual culture; (5) linguistic culture.”）[1]。纽马克对这五类又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把宗教纳入观念的范畴中（原文为(1) ecology: flora, winds, hills; (2) material culture (artifacts): food, clothes, house and towns, transport; (3) social culture—work and leisure; (4) organizations, customs, activities, procedures, concepts: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ligious, artistic; (5) gestures and habits [2]）。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正是宗教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给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造成种种障碍。为解决这些难点问题,不同的译者往往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从互文性就《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展开探讨。
一、《红楼梦》两英译本对宗教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比较
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社会,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也充满着佛教和道教文化意识及其有关的语汇。对这些宗教词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处理,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而且也关系到其译作的成败。王佐良 曾评论道：“翻译最大的难处在于对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因为，在一种文化中不言而喻的东西，一旦放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往往会变得难以理解。”[3]至目前，已出版的《红楼梦》译本共有九种[4]。而这九种版本中仅有两个版本是全译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5]和由霍克斯、翁婿翻译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6] (以下简称杨译与霍译)。对书中有关宗教文化的词语,杨译与霍译各自釆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使两译本展现出不同的语言特征。下面就具体的例证进行分析。
例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7](第95 回)
杨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霍译: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文中刘姥姥提到了菩萨,可见她信靠的神并不是西方人心中的God。为了如实地传达原文反映的宗教文化,杨宪益将“天”直译为“Heaven”,再现了原作的文化特色,保存了原作的道教概念;而霍克斯直接套用英语谚语,将“天”译成“God”,把原文中的道教概念转化成了西方的基督教概念。霍译似乎神形兼备,汉语成语巧对英语谚语,但此译霍克斯是考虑到英国接受者与接受环境而作的创造性叛逆。尽管这抹杀了道教与基督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不同宗教背景和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对此著名翻译理论家郭建中评论道：在这里,杨译利用了英语的一句谚语来将上句译成英文,但他却把其中的“God”改换为意指神佛、仙人所居之地的“Heaven”,使原文的佛教文化色彩得以保留。霍译则直接引用英语谚语作为译文,这样处理,对英语读者来说也许更为自然且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却把原语中的信佛之人变成了基督教耶稣的人了。”[8]
例2 从小儿三灾八难,花的银子照样打出你这个银人儿来了。(第四十五回)
杨译:You’ve had one trouble after another since you were a boy,---
霍译:And the money they spent on you, nursing you through all the fevers and calamities of youth(for you were a sickly , ailing child) ---
“三灾八难”是佛教用语,三灾有大小之分,水灾、火灾、风灾为大三灾,刀兵、饥谨、疫疠为小三灾;八难指八种难于见佛求道的障碍。[9] 比喻灾难重重,事态不顺利。此处指的是小孩儿身体虚弱,小病小痛不断,花了好些钱来求医治病。显然这里“三灾八难”用的是比喻义,非其本义。“三”和“八”可看作是概数,形容次数之多。杨译“one trouble after another”,霍译“all the fevers and calamities of youth”均译出了“多灾多难”之意。杨先生采用异化译法,用地道的英语短语传达出了该成语的隐含意义。霍译将灾难具体化了,指小孩发烧、感冒之类常见病症,总体把握了此成语的思想内涵,使异语读者更易理解;而且霍译还插入了小孩体弱多病的原因,使理解更清晰透彻。[10]
例3 世人都晓神仙好⋯⋯ (曹,第1回)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霍译:Ma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这是《红楼梦》中《好了歌》的第一句。《好了歌》的寓意颇为深刻,点出了世间万物皆空的佛教幻境,其中的“好”、“了”本来就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佛学思维,因此,对它如何翻译表达,确实不好把握。在上一句的翻译中,杨译把“神仙”译为“immortals”,而霍译则将其译成“salvation”,其中文之意为“拯救”。显然,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要不断地进行赎罪,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使自身从“罪孽”中解脱出来而进入上帝主宰的“天国”,这是基督教“圣徒”们前仆后继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则为超脱凡尘,修道成仙,长生不老。此处霍译将原文的道教形象变换为基督教的“圣徒”,因而其译文便大大削减了中国道教文化中的特有内涵。
从以上译例可知,对于宗教文化因素的处理,杨译体现了鲜明的佛教和道教文化色彩,而霍译却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取向。究其缘由,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杨译注重的是对原作的忠实,并尽量保留了原语文化的形象,因而反映在翻译策略上的异化和方法上的直译倾向;霍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的传统习惯和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及其审美特点,因而偏重于翻译策略上的归化和在其指导下的意译方法[11]。那么,促使两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做出不同选择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下面将从互文性视角探究其宗教渊源。
二、从互文性探究决定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根源
1、关于互文性
互文理论主要是关于文本建构和文本解读中当前文本和其它文本关系的理论。Riffaterre 把“互文性”定义为“构成和调节文本和互文本关系的功能网”[12](p.57)。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既要解读文本又要建构文本，解读文本（阅读）时读者总会让自己的经历和个性参与其中，这“经历”既包括生活经历也包括阅读经历，阅读的文本涉及“元文本”和“互文本”。“元文本”指“不变的或是变化极其缓慢的作为根基的建筑积木，它为整个文学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13](p100) ；“互文本”指：“文本、文本片断或社会方言中的类文本的汇集资料，它和我们正在阅读的文本有共同的词汇，其句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同，（直接或间接地）以同义词甚或是反义词的形式出现。”[14](p142)Sebeok 指出：互文本有“引证（指明来源标题、章节等）、陈旧的题材或手法、文学名著典故、语录、套语或谚语等”各种不同类型。”[15](p132) 互文符号“作为文本的元素，通常会触发互文搜索过程，发起符号处理行为”[15](p133) ，使得文学作品意蕴无穷。
2、两译本宗教元文本探源：“空”与“救”
宗教文化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具有民族性[16]。不同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语言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宗教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宗教的专用名词术语。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传播就是如此。它们在历经千载的流传中为汉语增添了大量新词新语,其中不少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语汇,不但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汉语语言,而且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深受佛教教义“空”的影响，“空”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的元文本。我们的文学经典总贯穿着“空”的思想，《红楼梦》有道“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同样,产生于基督教文化圈内的英语,众多词语皆源于基《圣经》,这些词语对现代英语的完善、发展和基督教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7]。英语文学系统则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灵魂得救”是它的一个主要元文本，它的文学经典一般贯穿着这一思想[18]。弥尔顿的《失乐园》告诉人们经过苦难的磨练使灵魂获救，“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中堕落了的女性通常以死来赎罪、拯救灵魂”。《红楼梦》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儒、佛、道三大宗教思想观念渗透其内。在翻译时如何处理这类中西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是译者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3．两译本宗教互文本对比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中不同的两大主流文化。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集儒、释、道于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也就是说,儒家的所谓“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之学,“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和“仁义忠恕”的行为准则,道家的“自在无为”、“复归于朴”的道德理想和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学说教义,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体系。这种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封闭内向与自省反思的鲜明特征,其中的“天人合一”、“万物皆一”、“世界皆空”等思想理念,与西方文化那种对上帝的绝对服从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心理是截然相反的。[18](p110)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始于印度佛教的东传。千余年来,佛教对中国文化和华夏民族心理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可以和佛教文化相匹敌,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现象能像佛教那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进人们的深层意识———中国文化的核心”[19]。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即从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工程。在此过程中,翻译家们在运用归化译法的同时,大量采用异化移植的方法,引进了许多佛教文化的词语,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无数来自异域的新鲜内容,涌现了许多永载史册的佛经翻译家,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有关翻译理论的宝贵遗产。例如,极有代表性的严复的“信、达、雅”就是佛经翻译家支谦在其《法句经序》中导为先声;现代学者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论”等译论,也是与道安、鸠摩罗什等译经大师们提出的“案本而传”,即使“依实去华”,也应“趣不乖本”等翻译思想一脉相承的[20]。而在西方文学史上则没有这类互文本，因为它缺少产生这样的文本的社会背景。十四、十五世纪前，教堂垄断了学术，严格按照出身划分社会阶层。随着基督教和《圣经》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西方人深受其宣扬的以色列人离家到“上帝应允之地”去安居繁衍的影响，他们喜欢辟彊拓土。《天路历程》中主人公基督就离开家乡“毁灭城”去往天国，以摆脱罪孽和对生命的恐惧。
4．译者翻译观互文性解读
一般而言,翻译过程主要牵涉到译者主体、文本内容、翻译渠道、译文对象、翻译目的和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从《红楼梦》英译本来看,杨译与霍译所翻译的是同一部作品,都是将其从汉语笔译成英语,也都是向英美读者推介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唯一相异之处就是译者主体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正是受这种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译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翻译观。可见,不同的翻译观才是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各有侧重或偏向的深层根源。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造就了人，文化就是人化。作为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红楼梦》的两位译者,他们必然要受到各自所属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潜在的深层意识,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在对《红楼梦》进行英译时,各自按照自己的文化取向和翻译观念来理解、处理原作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来说,杨宪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始于佛经翻译而传承下来的翻译理念和译论思想对其翻译观的形成自然也“功不可没”。上凡此种种主客观因素使其形成了“原语本位”的翻译观。因而他尊崇原著及其作者,侧重采用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并按原著的“本来面目”处理其中的宗教文化词语,使西方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相反,作为出生英国且深受西方文化沐浴的霍克斯,更多地关注英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及其需要,因而他偏向运用归化策略和意译方法来英译《红楼梦》,并站在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上处理原著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三、结 语
宗教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宗教文化属于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它往往是翻译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在互文理论的启发下对《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翻译策略进行对比解读与阐释。从《红楼梦》英译的众多翻译实例来看, 对宗教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反映了译者在其所属元文本影响下所形成的宗教文化取向和翻译观, 从而使其译作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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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textual Study on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 Hongloume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ranslation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meng from the intertexual pespective, and discloses the religious factors behi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choice.
Key Words: intertext; architext; relig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Hongloum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