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 巫宏梅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首先对认知语言学的习语观进行综述和评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认知语言学所谓的习语可分析性的实质。通过对习语涉及的不同语言层次的分析，我们发现，认知语言学所分出的几类习语实际上是由于其表征形式和语义在不同方面重叠所致。最后，我们把认知语言学对习语分析的误区归为六点。
关键词：习语；句法；词法；可分析性
On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Idioms
LIU Xiang-dong WU Hong-mei
(Graduate School,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brief review and evaluation on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idiom analysis. Then, based on logical reasoning, efforts are made to reveal the nature of the analyzability of idioms as is claimed by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is found that the syntactic and componential analyzability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dioms classified by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n actually be attributed to the mixture of different linguistic ranks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form and meaning. Finally, a conclusion is made concerning where the flaws of the cognitive claims lie in analyzing idioms.
Key Words: idiom; syntax; morphology; analyzability
0.引言
认知语言学对待习语问题提出了与生成语言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案，认为习语是处于语言“连续统”中的普通一员。但是，语言作为表征系统，存在历时的语法化、词汇化和共时的级阶变化，是这种变化才使得语言表现为“无限流变”，习语就是其中之一。认知语言学认为，习语是可以分析的，并试图以习语的可分析性来否定语言的层次性。可事实上，认知语言学在分析习语的过程中，是在应用双重标准来否定语言结构内部的层次性。事实证明，语言的层次性是无法否定的，习语现象之所以表现出层次性上的模糊以及可分析性，是因为习语中重叠了许多语言层次，而且习语的可分析性与其在语言系统中的词法地位并不矛盾。我们只有对习语涉及的语言层次进行纵深剖析，才能找到习语的实质所在。
1.认知语言学的习语观
认知语言学以语义为基础，针对生成语言学的“模块论”，把语言分析为一个“连续统”，试图取消语言结构的层次性。如Langacker（1987：25）提出：“明确区分句法和词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做的人根本没有全面考察过词库本身，这样的讨论建立在某种值得怀疑的假设之上，只是为了构建必要的句法特征而服务的”。在这一框架之下，Gibbs (1992:62)将习语分为三类：可正常分析习语(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不可正常分析习语(abnormally decomposable idioms)和不可分析习语(non-decomposable idioms)（Gibbs,1990）。他认为，习语绝大多数是可以分析的，通过字面意义可以直接推导出习语意义的属于可正常分析习语，如a figure of fun（被取笑的对象）；不能通过字面意义直接推导，而须通过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在习语的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建立映射关系的称为不可正常分析习语，如成语“walk on the thin ice——如履薄冰”就是基于LIFE IS A JOURNEY的概念隐喻，由JOURNEY所在的源域映射到LIFE所在的目标域而形成的。根据Gibbs的观点，只有极少数习语如kick the bucket（过世）和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是不可分析习语。
以Gibbs的分析方案为基础，Glucksberg(1993:17-18)进一步将习语划分为可分析隐性(compositional opaque)、可分析显性(compositional transparent)和准隐喻型(quasi-metaphorical)三类。Glucksgerg所认为的可分析隐性习语实际上就是Gibbs三分法中的不可分析习语。他认为，虽然在这类习语中语法结构与语义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它们也是可以分析的。如kick the bucket，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就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人上吊时用绳子套上脖子、把垫脚的木桶踢开就会被吊死；二是特指在英国诺福克郡，宰猪时将猪的双脚绑起来倒悬在横杆(bucket)上，猪蹄一上横杆就表明猪蹬腿儿，即猪死了。Glucksberg的可分析显性习语与Gibbs的不可正常分析习语基本相同，都是指语义通过隐喻从源域(source domain，SD)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TD)的映射(projection)予以实现。而准隐喻型习语较为特殊，指通过人们普遍掌握的百科知识可以轻易推断出语义的习语。譬如take coals to Newcastle（多此一举）。众所周知， Newcastle是英格兰北部著名的产煤区，向此地运煤自然是毫无必要、多此一举了。
Langacker(1987:24-25)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尽管有些习语的结构是完全模糊的，但大多数习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分析性，一句习语的整体意义在特定方面总是可以归因于特定的词或词素。所以，他认为生成语言学针对习语提出的两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是习语的不可分析性，即习语的意思是一个整体，与它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一致性；另一个是习语只是一个单一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他归纳说：“把习语看作主要是模糊结构或固定短语的做法未免太简单化了。”他认为，习语是已经规约化的语义和符号的复合体，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构造，这种构造中的关系即使在句子结构变化后也还是可见的。
Gorbet(1973)在习语的可分析性方面提供了句法学证据，他以英语中的“回指关系”（anaphoric relations）为例，证明了在常规语言条件下回指词的用法同样在习语中也适用，例如：代词化和缺省。在句子After making no headway all morning we finally made some in the afternoon中，他认为，“make headway”作为一个习语，意思是取得进步。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它应该是一个整体，不能做句法分析，可是在主句中，“some”分明是回指前面的“headway”。这说明“some”体现出与常规语言中一样的句法关系，习语“make headway”是可以分析的。
Sweetser(1999: 132-3)在谈到“语义组合”（compositionality）时认为，“组合”关系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成千上万的例子证明，语言的“组合性”并不是适用于所用情形，在有些情况下，“组合性”就会失效，习语就是其中之一。Taylor（2002：97-104）在承认“组合性”的基础上，对“严格组合性”提出反对，认为语言应该是“部分组合”（partial compositionality）的。在习语这一问题上，Taylor认为“不可分析性”不是习语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界定习语与非习语。例如英语中的“N by N”这一结构，我们可以说“one by one”、“year by year”，却不能说“century by century”。分明“year by year”作为习语与“kick the bucket”这样的习语具有不同的地位。最后，Taylor把习语理解为一种“构式”。
Fillmore et al（1988）从三个角度对习语进行了描述和区分：编码/解码特征（encoding\decoding）、合语法\不合语法（grammatical\extragrammatical）特征以及语用特征(pragmatic)。针对第二个特征，Fillmore et al. 提出，合语法型习语可以用句法予以分析，但语义上存在非常规性，例如“kick the bucket, spill the beans”，不合语法性的习语不能用句法予以分析，如“first off, all of a sudden”。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对习语的词法地位提出质疑。认知语言学对待习语的观点可总结如下：传统上被归为词汇层的习语实际上很多是可以用句法分析的，这种可分析性证明，词法和句法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构成一个“连续统”。但是，句法和词法之间的界限就因为习语中表现出来的句法特征而就要取消吗？
2.对习语的可分析性的分析及习语的定义
2.1 习语的可分析性？
语言中表现出层次性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了“符号三分法”，即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的学科（语义学），以及研究符号与符号发出者、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的学科（语用学）。（何自然）这种层次的划分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乱了层次，对语言的研究就会陷入一片弥散。
认知语言学把语言分为两极：语音极和语义极，两者构成象征极。不管是一个词，还是一个短语，乃至一个句子，都由这两极构成，它们之间只是复杂程度上存在差别。语言总是要用一定的形式表征一定的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语言本身的内在要求。但是，在表征语义时，语言必须把整体的语义进行切分，否则语言将成为不可能。假如有一个语义就分别用一个独特的表征单位的话，那么语言将无限庞大，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这样的话，只要别人说出一句不同的话（实际上每天都如此），我们就得像学习每一个生词一样把它记下来。在实际当中，一句话用在不同的场景，可能表达无穷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都学不会语言。
但事实却与此相反，其原因就在于语言中内在的层次性，即语法规则使得语言元素之间存在无限的组合可能性。认知语言学所看到的只是语言的线性表征层面。习语作为一个词，其间包含的句法地位早已生了变化——句法降级为词法，但其语言形式表征却未改变，即作为一个词的习语表征形式与作为拥有句法地位的短语或句子的表征形式重合了。虽然二者在语言中还共时并存，但级阶和语义本身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会导致许多研究者将其混淆，被表象所迷惑。
认知语言学对习语的词法地位提出怀疑，主要基于两个假设：1）习语中具有句法上的可分析性；2）习语中具有语义上的组合性。下面，我们就以Gibbs提出的三分法，分别论证习语中所包含的句法语义可分析性的实质。这里，我们把Gibbs分出的三类合并为两类，把可正常分析习语和不可正常分析习语都归为可分析习语，另一类为不可分析习语。
（1）不可分析习语
这类习语义是一个整体，通常都具有非合成性语义结构，其语义值不能从组成它的各部分推导出来。例如，kick the bucket，整体意思是“死亡”，这与组成它的三个词“kick”、“the”和“bucket”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关。而且，我们不能把它进行被动化：The bucket has been kicked. 但是，Gibbs认为，这类习语非常少。而Glucksberg还以历时的理据为理由，认为即使是这一类习语也不是完全不可分析的。
这里，我们首先不接受Glucksberg的观点，因为习语在形成过程中的理据，和一个词形成的理据一样，并不等与习语本身的意义。习语之为习语的根本在于形式与语义之间关系的整体对应关系，而非结构和理据的对应，所以这种分析本身就存在逻辑错位。虽然我们可以专门考察词汇中的理据，例如对词源的考察，但是一旦置于语言系统中，理据就成为一个附属物，可有可无。例如：blackboard≠black+board，也不都是黑的。假如这也能叫做可分析的话，那么Laser一词因为是由首字母缩略而形成，我们是否也有必要把这五个字母来做句法分析呢？显然，正因为形成这些语言结构的机制都是不可分的整体形式对应于不可分的整体意义，所以它们才被归为同一个层次：词汇层。
至于Gibbs提到的这类习语多少的问题，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数量的多少对于科学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说印第安语的人要比说汉语的人少得多，我们能否说印第安语不如汉语是语言呢？因此，一种语言结构是否属于习语在于它是否符合习语形成的机制，这与一个词是否成为词是一样的道理。
（2）可分析习语
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这类习语最能对生成语言学的“模块论”提出挑战。因为既然生成语言学主张习语的词法地位，那它就应该和普通词汇一样，用词法而非句法去分析。但事实证明，习语中确实存在句法因素，这不正好与生成语言学的观点相左吗？因为，我们在分析一个词时，用的是“词根”、“词缀”这些词法概念，而在分析习语时，却要诉诸于句法，这不是矛盾吗？
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首先，我们必须澄清，生成语言学用转换关系来分析习语的做法很值得怀疑。因为既然生成语言学已经承认了习语的词法地位，就应该把习语当作普通词汇来处理。如果再用句法关系去探讨习语的组成实际上已经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已经在承认习语的句法可分析性了，这显然是在应用两种标准。例如生成语言学家经常用“Headway seems to have been made steadily.”这样的句子来证明句法中的移动规则“被动和中心语提升”。在这里，make headway 作为习语的话，意思就是make progress。那么，既然是习语，在生成语言学框架下，它的地位就应该和词的功能是一样的，就不应该用句法去分析，或者至少不应该把习语中的句法和普通的句法等同。
根据Gibbs，可分析习语有两类，第一类是不能通过字面意义直接推导其意思，但可以通过概念隐喻在习语的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建立联系来分析，如上文提到的成语“walk on the thin ice”。我们在理解这类习语时，要经过在头脑中激活其概念隐喻这一心理过程。
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这种心理过程是存在的，但这种心理过程与这句习语的可分析性无关。因为在这里，我们是在分析walk on the thin ice，而不是life is a journey。换句话说，概念隐喻只是这句习语产生的理据，并非它的意义，理据性的存在并不能从逻辑上推出这句习语是可以分析的。
第二类可分析的习语主要是一个词的习惯用法，例如：a figure of fun。这类习语因为不仅在语义上使用其组成部分本身的意思，而且其句法上也和常规句子一样，所以最具有分析性。但实际上，即使是这一类，只要我们把它看作习语，它和其它的习语地位就是一样的，其中的可分析性只是词法层面的句法因素，已经成为习语的理据，和句法层面的句法已经是两码事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清两个概念：短语和词组。短语是一个句法概念，是组成句子的结构单位，它可以是一个光杆词，也可以是一长串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属于句子操作单位，有一个中心语，中心语可能带补语，还可能带附加成分。所以，一个短语永远是一个句法整体，在替换成分或指称回指时是以短语为单位进行的。相对于短语，词组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它指的是任何多于两个词的组合。那么，这样的组合可能构成一个短语，也可能包含几个短语。例如，在例句“I am afraid of darkness.”中，“be afraid of”就是一个词组，可以说，它由一个半短语构成：be afraid 构成一个动词短语，of作为介词，应该和后面的darkness构成一个介词短语，但因为be afraid of 中没有包含介词的宾语darkness，所以be afraid of作为整体包含了一个半的短语，而be afraid of 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短语。
但为何我们不把“be afraid of”叫做习语呢？这就牵涉到习语中包含的一个条件：隐喻。没有经过隐喻的固定搭配，虽然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应用和识解，但这并不能否认其本来的句法可分析性。所以，“walk on the thin ice”与“be afraid of”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只有在明确界定习语的基础上，我们对习语的讨论才有意义。
2.2严格界定习语
习语是语言中的精华，具有词语精练、寓意深远等特点。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商务印书馆，2004)将“idiom”定义为“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 from which it is formed”也就是说，习语是一个短语，其语义不能通过构成习语的各个单词的词义推断出来。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将“idiom”释义为“a group of words established by usage and having a meaning not deducible from those of the individual words”，即通过使用而形成的固定词组，其语义不能够通过各组成单词的意义推断出来。
除了各类词典的定义外，许多研究习语的学者都试图给予习语以科学的定义。Smith(1925)在对习语的分析中，把习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习语的意义不是组成它的各个词的意义的总和。Hockett（1985）把习语的范围扩展到语言的各个层次，除了短语习语、短句习语外，他认为代词、专有名词、颜色词以及比喻用法的词都是习语。我国学者衡孝军（1990）把习语的特征归纳为：整体性（single unit）、凝固性（institutionalization）和不可替代性（irreplaceability）。骆世平（2006：13）把习语表达式归为三点：“一是构成词至少得有两个单词；二是结构相对固定，构成词不能轻易更换；三是意义不是构成词各意义的相加”。
以上的定义中，Hockett对习语的定义过于泛化。按照他说的，如果专有名词和代词都是习语的话，那语言中什么又不是习语呢？其它几种对习语的定义，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普遍都承认的：习语义与其构成词的词义之间的无关联性，“not deducible”是习语的核心要素。但是，习语在形式上又是由多个词构成，且这多个形式在历时的某一刻曾经有组合关系，后来经过隐喻才取得了习语的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习语的区别性特征归为三个：1）共时层面语义的不可推导性；2）历时层面形式上的句法组合性；3）历时到共时过程中的隐喻机制。这三者构成习语的充分必要条件，任何对习语的讨论都要以这一条件为前提。
3.习语背后的语言层次性分析
在严格界定了习语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去探讨认知语言学对待习语问题的本质所在。语言中的句法和语义看不见、摸不着，而表达语义的形式又是有限的（例如：一种语言中只有有限的词汇和组合方式），所以，在具体使用中，语言形式未免会有重叠，这是由于语言的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张力所致。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语言形式的重叠就否认语言中内在的层次性。习语作为人们常用的表达形式，其中更是交错了许多个语言层次，这就需要我们在分析习语时，不能只停留在习语表面，而要对其涉及的语言层次进行纵深挖掘。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习语的本质。下面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习语中的层次结构，以期给习语以合理的定位。
（1）语义偏离，形式重叠
这类习语的形式包含两种关系：一个是作为习语理据的句法，存在于历时层面；另一个是作为习语本身形式和语义的对应关系，存在于共时层面，两者在表征形式上重叠了。正因为这种虽然重叠、但地位却不同的关系，才会产生语义偏离现象，即作为习语的整体意思已经脱离组成习语的各成分的语义组合，因为作为习语关系的形式不再是句子，而是词。但是，存在于历时层面的句法关系随时有可能被激活，这就使习语表现为可分析性。
例如kick the bucket，很明显这可以分析为一个动宾结构：kick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带一个宾语。但是，kick the bucket 本身就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作为常规语言，那它就是“踢桶”的意思；另外一种是作为习语对待，理解为“死”。这两种意思都与“kick the bucket”这同一形式相对应，但它作为“踢桶”和作为“死”之间只是一种理据关系。这样，这同一形式中体现出来的语言关系也就由于其双重语义取得了双重身份：句法和词法。
（2）形式偏离，语义重叠
另外一种重叠的情况是：虽然整个习语的意思可以由其组成部分推导出来，但其中的句法因素却偏离常规。具有这种特征的习语中重叠的内容是语义，也就是说，组成习语的各部分的语义正好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习语语义重叠了，但其中却没有体现出常规的句法关系。
例如：all of a sudden作为习语，其中体现出的句法关系不符合英语语法，因为sudden是一个形容词，不能用定冠词a修饰；all of后面应该跟名词短语，因为of是一个介词。另一方面，组成这一习语的四个词的词义又与习语整体的语义有对应关系。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它已经取得了习语的地位。作为习语，即使它不符合句法，人们也不会在乎，因为它已经, 能作为一个整体传达一个意思。而其中体现出的组成部分的语义和习语语义的联系已经成为习语形成的理据。这时，习语的意思就与其组成部分的组合意思重叠，但句法上却偏离了常规。
事实上，这正好可以佐证句法与词法之间确实存在界限。英语中有许多造词法，如派生法、合成法、首字母缩略法等。这些构词法与句法分别作用于不同的语言层次：词和句。All of a sudden作为习语，与词是同一级的语言单位，是词库中合格的一员，和一个普通词具有同等的地位，人们不会在意它符合句法与否，因为这不是句法要解决的问题。就正如人们不会把“Let’s have a get-together”中的“get-together”当作动词短语来分析是一个道理。
（3）形式和语义都偏离
这类习语是在形式上偏离句法最远而与词法最接近的一类，它们不仅在语义方面不符合组合原则，而且在句法上也不合常规。这类习语与上面的三类相比，没有和常规语言在语义和句法上的重叠关系，它们除了有多个词构成外，已经取得了词的地位。对这类习语的分析完全是一种词法分析，就正如分析一个合成词一样。这正好可以说明句法在词汇结构中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上文所说，因为习语中的句法只是造词的理据，与其它的造词理据的地位是一样的。
例如，英语中的习语“by and large”（Fillmore，1988），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不能用句法运算规则或语义合成规则分析。“by and large”意为“大体上、总的来说”，不仅语义不是其组成部分合成，而且其组成部分没有句法关系。所以，从语言本身来说，它只涉及一个形式表征一个意义，没有重叠现象，也就无法进行分析。类似的例子还有“thick and thin”、“kin and kith”等。
综上所述，习语因为种类的不同而在语言系统中表现出可分析性上的差别，但习语作为语言中的一类现象，永远是处于词汇一级的单位，这是由习语内部的机制决定。认知语言学所谓的可分析性只是在语言表征层面，由于语言符号的有限性而引起语言各层次相互重叠的现象。下面我们通过从不同方面考察，旨在找出认知语言学的误区所在。
4.认知语言学混淆句法和词法的成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习语的可分析性属于词法概念；这种可分析性不管是表现为句法结构特征、语义组合特征，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造词的理据。所以，习语的句法可分析性与习语的词法地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因为习语中包含句法因素就直接推出习语可进行句法分析的结论。但为何认知语言学会把习语当作句子来对待呢，其主要原因是认知语言学只是注意到了句法与词法之间界限模糊的现象，而忽视了其背后的语言规律。通过总结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认知语言学在对待习语问题上存在许多误区。
（1）泛化习语范畴
认知语言学所分析的习语，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习语这一范围。除了上述的三种情况，像“a figure of fun”之类的表达形式，认知语言学也把其归为习语的范畴。就是在Fillmore（1988）中，他也把idiom和idiomatic expression等同起来用。在对习语的定义中，我们已经申明：习语和习惯用法有本质的不同。习语是语义完全固化的词组，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结构，其形式与意义有整体的一对一的关系。而认知语言学所分析的习语，有很多只能属于普通“熟语”的范畴。“熟语”是比习语外延更大的一个类，其中大部分只是“习惯用法”。作为“习惯用法”的语言结构在句子中是可以做句法分析的。“a figure of fun”就只是一个熟语，它的整体语义值是可以从组成它的各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句法关系推导出来的：figure有“身体、形体”的意思，在这里隐喻为“人”，fun是“逗乐、乐趣”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就是“供人们逗乐的人”。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熟语当作整体来解释并不能否定它们的句法地位。假如“a figure of fun”也是习语的话，那么“a cup of tea”、“look at”是否也应该当作习语对待呢？
当然，这样的熟语如果经过隐喻，最后取得了习语的地位，即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像词一样的整体来对待。那么，这时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一个名词，再对它进行分析的话，就和上文提到的第一类习语一样了，这是词法层面的句法，已经是构成这一习语的理据了。
所以，上文提到的对于习语的两种分类，只有不可分析性习语是真正的习语，另外一种只是属于习惯用法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习语归为习惯用法或熟语之下，但这时习语就是熟语范畴中的成员，与其它熟语组成一个范畴。显然，认知语言学对习语的定义过于泛化，这样就会把不是习语的结构当习语对待，这显然与词法范畴下的习语是两码事。就凭这一点来说，认知语言学否认习语的词法地位这种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过分注重理据
Lakoff(1987)认为习语是有理据的，而不是语言形式和特殊习语意义的随意配对。习语的理据性可看作是一种将知识领域与习语意义相联系的认知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隐喻，转喻和普遍知识。习语总的意义可由“概念隐喻”来解释，可以从来源域(source domain)与目的领域(target domain)的对应入手，“概念隐喻”就是来源域与目的域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关系。(lakoff，1993)
不仅是习语，可以说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认知语言学都找到了语言的理据性。可以说，在认知语言学的旗帜下，语言的理据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过犹不及，语言中虽然存在理据性，但理据性并不在语言系统之内。如上文所说，习语中的句法因素也好，语义的组合关系也好，在语言系统中不起决定作用。习语意义的传递是由一个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完成的，其中的句法和每个词的词义是被悬置了的。当然，对于某些习语来说，我们也可以分析他们内部的句法语义关系，但这时我们或者是在分析它们的造词理据（如果还把它当作习语），或者在把它当作常规句子来分析，而不再是习语。
例如“kick the bucket”作为“踢桶”的句法结构和作为“死”的词法结构。再如上文提到的“make headway”，词典中“headway”只能与“make”作为一个整体搭配，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习语。但是，因为它的释义是“make progress”，这其中恰好也有“make”。这样，由于人类的类比，“headway”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下就有可能取得“progress”的意思。假如是这样，“headway”就可以当作一个普通词来对待，成为“progress”的同义词，原来的习语“make headway”就成为一个述宾结构。所以，“make headway”由于识解的不同，会归为习语或述宾结构。但把它归为习语就否定了其述宾结构，反之亦然。所以，这里涉及了两种语言机制：句法和词法，两者并行不悖。
（3）共时历时不分，分析中的双重标准
从历时层面说，语言中存在语法化和词汇化现象，从共时层面说，语言中存在级阶之间相互转化现象，这样就使得我们听到看到的语言呈现出多层次性。语言中的习语是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义已经固化的语言单位，这与一个词的词义形成过程是一样的。某一条习语可能在历时的某个时刻具有句子的地位，但一旦成为习语的一员，就取得了习语的地位，原来的句法也就相应地降级为词法，成为习语的理据。
认知语言学看到的只是习语中包含的句法关系，只是孤立地考察存在于共时平面而又来自历时发展的理据，而没有把习语放在语言系统中考虑。“kick the bucket”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只有“踢桶”的意思，只是一个述宾结构。后来经历语言中的隐喻机制，作为整体获得了“死”的意思，再经个体发生到种系发生，就固化为一个习语，原来的句法关系也就相应地成为历时理据。显然，这种句法理据和我们用于分析句子时的句法已经完全不同。
再者，认知语言学所划分出的习语的几个可分析性层次，实际上应用了不同的标准。可分析性习语用的是句法标准，不可分析性习语用的是词法标准。前者把习语分析为：由句法规则对词汇进行组合而形成，后者把习语当作一个语音单位和一个语义单位的组合来分析。既然承认习语的合法地位，在分析时就应该用一种标准。假如我们用词缀派生的构词法来分析常规语言中的句法关系，结果会怎样呢？我们能说“I love you”是由“love”加上词缀“I”和“you”派生而来的吗？
（4）只注重线性结构，忽视语言层级结构
我们无法否认语言中的线性结构，但我们更不能忽略语言中的层级结构。线性结构只是一种现象，表现为由词组成的一个系列；但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不是简单的词汇堆积，例如，英语中不会有“I you like”这样的句子。所以，语言背后的层级结构就构成语言的本质特征。假如我们只看到语言的线性结构，那么，因为语言符号的有限性，总会有不同线性结构下语义的重叠，这样我们就无法对这种重叠性做出分析，习语就是其中之一。一条习语和一个句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中不包含词与词之间组合的层级关系，后者却有。例如“kick the bucket”中的三个词无论如何组合也不会有“die”的意思，而“kick the ball”却包含动词“kick”和名词短语组成的动宾结构。假如没有层级结构，两者都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都是三个词。假如我们只注重这种线性结构，相同的线性结构下我们如何对它们进行分析呢？还有，如果我们不承认语言中的层级结构，只是作线性分析，那歧义、语言的各种修辞用法又作何解释。
事实证明，语言中的层级结构是无法否认的。虽然认知语言学试图取消词法与句法之间的界限，但在实际分析中却又脱离不了层级性的藩篱。Langacker把语言分为两极：语音极和语义极。但是对这两极的的分析中，Langacker却诉诸“射体-路径-界标”的关系，试想，这种关系不正是语言中层级性的体现吗？
（5）以语义为标准研究语言形式
人类对语义的切割，在逻辑上可以有无穷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也可以用一个短语，甚至一个词。语义是固定的一块，但表征方式却有无穷，同一个语义的表达，可以利用跨越语言不同层面的形式单位来完成。“love somebody”表达的语义完全可以用其它组合来实现，例如：“fond of somebody”、“fascinated with somebody”等等。但是，认知语言学却以语义为标准来考察语言，这就会把语言的层次搞乱。我们不能因为两个语言结构表达的语义相同就得出它们属于或不属于同一级语言单位。“kick the bucket”与“die”的语言机制相同，当然可以看作同一级单位。但是，“left us”在特定语境下也是“die”的意思，我们能够说“left us”和“die”属于同一级的语言单位吗？
（6）把习语与句法对立起来
语义的表达和表征形式的选择分别涉及到语言中不同的过程，两者之间没有先后和决定关系，应予以区别对待。习语作为词汇单位与词汇作为句子单位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语言机制，其中任何一个的存在都不影响另一个的存在地位。
再者，人类对事物的逻辑认识具有二元互斥特征，习语的词法地位和句法机制就是一对二元互斥体。虽说任何习语的确定都是由人的主观判断决定的，但是，在抽象思维层面，我们一旦把一个表达方式归为习语，那它就取得习语地位，就成为一个词，其构件中体现的句法和语义关系也就降级为词法关系，成为造词理据。
5.结语
分析证明，对习语的研究应该在词汇层面进行，因为是习语的机制使其和词汇成为同一级单位：一个形式对应一个意思。习语作为词汇层中一种特殊的机制，可以与句法机制并行不悖，习语的词法地位并不能否决句法与词法的界限。认知语言学提出的习语的可分析性实际上是由于其对习语泛化，没有注意到泛化的习语中包含了许多个语言层次，而且有些层次在语言表征时重叠，并把习语中的理据提到之高无上的地位等多个原因造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重叠关系就把貌似句法的词法当作句法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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