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圣鹏
（四川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00）
摘要：叶维廉比较文学思想内含了深刻的差异性寻根诗学，他以为中国现代汉诗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差异性存在的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即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语境传统和观物方式、意象类型对现代汉诗的传递关系。叶维廉把意境诗作为整体转变西方逻辑语言的根本方略，采取强行的古诗今译话语，即如被他的老师刘绍铭所批评的“定向叠景”那样，违反了基本的语言说话方式和审美话语的渐变规律，从而也相应地与基本文化生态生长模式相左， 这种对普遍规律的理想违背了跨文化传递的基本事实和现实规则。这也说明翻译者个人的理想模式要服从于文化作为生态整体的现实模式。
关键词：叶维廉；比较诗学；文学传递；定向叠景
叶维廉前期比较文学思想内含了深刻的差异性寻根诗学，他以为中国汉诗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差异性存在的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即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语境传统和观物方式、意象类型对现代汉诗的传递关系。但后期却陷入对他前期有限悬置的共同规律（Common Poetics）理念的过度黏着之中，强迫症似的共同诗学理想和偏执的道家理念，与后现代解构主义权力话语—二元文化竞争模式的挂钩，使退休后的他执着于用古老东方华夏道家诗学，改变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诗学及语言、审美乃至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狂热中，显示出明显的理论摇摆性和矛盾性。
叶维廉特别剔出新诗在接受西方浪漫主义的过程中对情感的浪漫主义而不是形而上的浪漫主义的吸收，这一现象反映出语言的社会需求同语言的原型构型力量，传统的传物方式与西方的传物方式的激烈冲突和调和。[1] 从进化的内部机制来看，古代汉语中白话的存在是西语引入的内在动因。白话与西语的结构上的距离比白话与文言的结构上的距离更近，白话诗的现代化不能忽视白话结构的内在动因。白话要求取代文言独尊的特权地位，成为大众的媒介，但白话中丰富的文言内涵作为不可消解的因素根深蒂固地存留下来。文言拒绝白话的渗入，白话却容纳文言的互渗，白话中的文言成份在白话对西语的横向取材过程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不被西语语法结构分解，并且畅游于现代汉语的白话+西语的语言系统中。语言的进化虽然有着社会的物质动因和政治权力的裁决因素，但变化过程仍然悄悄地服从于语言的原型构型力量。文人白话诗的现代化或西化，主要不是语言结构的西化，而是艺术思维——传物方式的西化，由此，才可以理解郑敏关于三、四十年代新诗失语的论断所指。在西方诗学方面，叶维廉紧步庞德及意象派对英诗语言形式和传物方式的改革，这在文类学上倒是一个增加传物策略的方法，但要求它更深刻且广泛地重构，则要等待西语原型潜在的应和，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是像五四那样急剧的过程，实未可知。
其实从叶维廉引用海德格尔与日本人的假定谈话，所谓讲不同语言的人就居住在不同的家里，已经传达出语言变异是文化差异体自身进化的直接需求。西语原型上更是一种科学共同语，没有文言与白话的严格区分，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性。一种最好的语言符合简单、易懂的要求。西语更适合于文学上关于含蓄多义与明朗平易之争中明朗平易一派的要求，而汉语更易于传达含蓄多义的物象。语言的先验性体现在基本思维结构与整体艺术风貌的关联上。京剧现代戏并不能传达古装戏所传达的京剧神韵，题材的变异会影响其运用在原类型上的传达效果，也就是其传达的韵味已发生了极大的折射。英诗“中国古装化”的关键问题已从语言层面的自在机制的自我解决的矛盾转移到题材与文类相匹配而引起的传达效果上。语言结构与传物方式的惯性连接及其体现在翻译中的释的方面的问题，成为传释学把差异性的进化机制予以全面暴露或展开的必要一环。
语言在其模式不断摧毁与重建之间有一种拉力存在。语言的基本方式促进了民族思维结构的形成，民族思维结构的形成又促成了语言基本方式的进化，相应地也使传物方式与所传达的对象得到习惯性匹配方式的确认。作为中国古代观物方式的逻辑推论，现代汉诗也应该具备这一特性，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或甚至是否定的，则叶维廉将以物观物引入英诗实无必要，叶维廉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所忽略。这实际上是类型进化问题的展开。西方现代诗之吸取中国古代汉诗精华是在西方语境的整体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应当看作是西方现代文化及文学的自我进化方式。而几乎在同时，中国白话诗却在摈弃中国古代汉诗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即使有以古代意境出现的方式和白话语法划上加号，看上去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幼稚可笑，这并不能证明古代汉诗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发扬光大的可能。而同时的西诗学中国古代汉诗经历难道不可以向此时的新文化运动反证中国古代汉诗传物方式的有用性吗？这样一种双向逆反运动的戏剧场景所能说明的于是并不是某种传物方式的绝对先进、合理与否，而是此时此地的语境是否与彼时彼地的话语方式有着内在的谐和和互为进化的合理性。这就是叶维廉在做白话诗分析时悬置语言结构分析，特别运用语境与传释分析的原因。语言这种自身突破令任何语言结构主义者都会感到莫名其妙，解释其原因还需要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结合。
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也不得不携带了语言的变异与突破。文学语言及文学思想上的种种变化首先要在文学形式上得到体现，类型（文类）学研究在此具有突出的意义，通过它可以观察到差异体的互动机制和语言（类型）的动态样式乃至某些规律性因素。通过考察汉语文学由古代到当代的发展史，可以画出不同历史阶段文学的标准语和文学的变体语的大致变化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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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
近现代 |
现代 |
当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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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 |
文言 |
文言 |
白话 |
方言 |
普通话 |
普通话 |
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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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 |
标准语 |
变体 |
标准语 |
变体 |
标准语 |
变体 |
标准语 |
文言的实践性死亡虽然已不可挽回，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精神就不存在了，正像标准语和变体之间位置的互换一样，文言的观物精神也会以某种传释方式的内在应和而得到再发现、再使用，并把它还给大众；而其再使用的方式便是差异性研究的领域。现代汉诗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从三个差异体展开三方跨文化研究的对象。现代汉诗研究就是要考察作为差异性存在的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即古代汉诗和西方诗歌的语境传统和观物方式、意象类型对现代汉诗的传递关系。由此，现代汉语诗学的特质就会在与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对照中凸显出来。
语言的进化论否定语言的进步论。语言的破坏和治疗处于均衡的状态，语言也没有移动的方向，语言的变化只有在起到破坏社会性交往的作用时，促成共同标准语的趋向才会发生。叶维廉对英语（西语）译传中国古代汉诗的观物方式的讨论和翻译实践——根据语言和思维的关联性来判断——说明要改变传物方式必然以语言形式即形式美为出发点，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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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化内的关联：形式美←艺术思维←思维结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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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译传： 形式美→艺术思维→思维结构→语言 |
叶维廉关于中国古诗的英语译传实践可以引发二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现代思维方式在西方科学语言的整合下究竟能走多远？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在西方科学语言系统中的传释究竟能走多远？五四的急剧转向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转向，而且是一个矛盾运动。传统与科学话题仍然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情结，既表现在文学、诗学领域，也表现在文化、政治领域。《语言的进步与退步》一书预言：“在地方性语言和方言存在的同时，促成一种标准化语言，把每个人都会用的某一种语言的变种采用为标准形式，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慢慢形成，要做得巧妙而小心，因为一个社会只会采用人们‘想要’说的一种语言和方言”。[2] 语言变化的社会心理因素表明语言形式乃至思维形式、艺术思维形式的变化必待社会整体的心理模式有了一致的改观，并且倾向于一般的一种语言。然而，目前需要观察到的就是“总归有可能语言中会产生出某种不可思议的新形式”，这就是我们要去发现的。
“定向叠景”一词出自于刘绍铭《叶维廉译诗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对叶维廉英译中国山水诗的翻译策略的描述性定义。[3] 刘绍铭认为叶维廉译例多为“名词诗”，而“叠情诗”则少译，因为受缚于自己的理论，过分拘泥于字面对置，反失了意在言外的天机。因此，刘绍铭反对“定向叠景”的译诗方略。无疑，刘绍铭的评论角度是一般文学翻译理论的，而非出于跨文化传释学的考虑。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恰好显示了跨文化传递机制的复杂性。在文学翻译中，“汉化”常被看作是好的翻译方法，而保留原汁原味的“欧化”翻译法却常遭到批评。对中译来说汉化强于欧化，对英译则同理，欧化强于汉化，这里实际反映的仍然是已被文化人类学广泛批评的用自己的概念和生活模式套他人的概念和生活模式的主观阐释模式。叶维廉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英译汉化强于欧化，中译则同理，欧化强于汉化，这其实是其差异性概念本体所必然衍生的传递——翻译操作规程，意在调整B语言的语言方式，以传递A语言的艺术传物方式，打破制度化的阐释方式，促成新的传物方式与新的语言方式的整合。请看汉诗英译对比一例。
虞 美 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叶维廉译：
Spring flowers, autumn moon: when to end ?
The past: how much is known?
Upon the tower last night, east winds blow again.
Native county: unbearable to look back amidst the bright moon.
Carved railings, jade inlays should still be there,
Only faces are changed
How much sorrow do you have?
The way a spring river eastward flows.
Hans H.Frankel（傅汉思）译：
Spring blossoms and autumn moon—when will they end?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On the balcony last night, again an east wind,
The moon was so bright, I couldn’t bear to look toward the old land.
The carved galleries and jade steps must still be there,
Only the rosy cheeks have changed.
I ask you, how much sorrow can there be?
It’s just like a whole river full of eastward flow in spring.
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庞德的创造性汉诗英译和叶维廉的“定向叠景”的确应合了西方思想界、诗界对自身文化和语言的反思，其实践效应从理论和类型学上看确是一种进化，但从语言的社会层面来看，其对语言及艺术思维的整体塑造还有待受体的具体反映而定。“定向叠景”沿续了庞德对英诗语言方式的改造。在语言的一般习惯尚可认可的条件下，个性化、陌生化创造都是合理的，并且不仅没有破坏阅读的整体感，反而使阅读的整体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如果按照我的习惯改造他的习惯，则丧失了原作原有的整体感，符合的仅是我的整体感，而如果按照他的习惯改造我的习惯，尽量遵从他的整体感，尽量促进我的习惯与对方的整合，这个整合过程就是差异性的认同和本土化过程。从差异性的本土化机制来看，叶译粘著于叠景选择译语，使文言几乎直接转成英语，似乎这个本土化过程太过突兀；由于本土化不是一次性完成，所以语言习惯的整合努力也要以作品群为单位，而不能一次性观看它的态质，要放入文化传递的历时状态中，看待它的进化效应。
叶译将文言诗译成英文时英文刻意的文言词汇对等置换，可与叶赞赏的史奈德等当代诗人英语口语化的自然诗相对照来看。英文中没有文言与白话的类型分别；汉语中则包括了文言、古白话、现代汉语之分，在三者之间有内部的交叉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古诗今译，而英语是否有必要发展一种内部相对的“文言”，还有待对语言差异体进化趋向和机制的考察。应该说叶译是经过了这一考察的，而且也是大胆并符合他的基本理论的，但我以为叶维廉忽视了语言内部类的分别，这种“文言”英语译诗是没有语言类分基础的，既以西方对语法限制的反思而言，也应谨遵母语诗作传物方式与语言方式的整体动向。
语言学家萨丕尔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见解，作为对萨丕尔——沃尔夫语言——文化一体说的补充说明，我以为这对于以萨丕尔——沃尔夫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叶维廉来说，是一个解决所谓“定向叠景”问题的可行方案。萨丕尔认为语言作为说话者解释经验的一种方法死死地控制着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取向，并与文化协力形成我们的现实观念。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本质性的关系，如果可以证明在一切种类的具体内容之外，另有一种内在的形式（洪堡称其为“内蕴形式”），亦能找出这种内在形式与语法结构（相对来说就是外形式）之间的对应或互为映射，才能追寻到语言与文化的本质联系，这就是文化中众多形态的联结纽带或核心要素：各个民族不同的审美个性或审美价值取向。语言学的内蕴形式和审美个性相结合就相当于美学概念形式美所包含的内形式和外形式中的内形式。相对于艺术客体的形式美在主体方面形成了相应的形式感，如果说形式美体现着一定程度的静态特征的话，那么形式感就是在动态历史中形成的。在未形成一定的对于外来艺术的形式感时，其语言形式层面的模仿必然造成艺术效果的“隔”，只有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形式感，内形式才能通过外形式体现出来“不隔”。这就是在差异性传递中外在形式只能通过转化为内在传物方式的认同才能将差异性本土化的机制。差异体A的外形式因素如音乐性、韵律、节奏很难对应于差异体B的相同因素，因此外形式的翻译是不等值翻译；正如现代汉诗不会原封不动照搬古代汉诗语句来构成现代汉诗中的多种传物方式的一种，“定向叠景”的英译亦应尽量以符合现代英语的习惯性语言与方式处理“境界”的传达，尽管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悖论，即境界的形式美是内形式意味与外形式文言的共同产品。因此，对英译语言方式的调整应是一个符合英语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整体进化趋向的过程，差异体A的内形式如境界等风格因素就成为翻译的重要方面，它也是艺术的意味所在。语言的外形式与语言的形式特征一样体现着民族的唯一性，语言的内形式与语言所携载的物质因素一样体现着差异体的存在论特征，正是在此，差异体之间的互为进化通过翻译——传递而成为可能。
叶维廉把意境诗作为整体转变西方逻辑语言的根本方略，采取强行的古诗今译话语，即如被他的老师刘绍铭所批评的“定向叠景”那样，违反了基本的语言说话方式和审美话语的渐变规律，从而也相应地与基本文化生态生长模式相左，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揠苗助长的导师角色。而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主题的意境诗只不过是传统审美的一种，另外美刺诗和写实诗同样是中国古代审美长河的别流。而实际上，叶维廉未把他理论批评的源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也同样落实到对东方的反省。他误以为部分出现于现代西方诗人中对中国意境诗的学习，是可以使意境审美作为根本改变西方逻格斯审美普遍规律的契机。而实际上，不仅这种传递研究片面地肢解了当时西方的传递事实，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对普遍规律的理想掩盖了研究的方向，违背了跨文化传递的基本事实和现实规则。这也说明翻译者个人的理想模式要服从于文化作为生态整体的现实模式。对于跨文化研究来说，可以说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是一项时刻要警醒的必要任务。而实际情况也作了充分说明，当时对中国古诗尤其是意境诗的翻译，作为本土诗人的创意英译因为以本民族语言习惯为首要因素，反而使原文的审美差异性或得了更多的本土肯定；而刘若愚、叶维廉等作为学者则以忠实传译审美差异性为首要因素，结果却仅仅能够用作大学教材，未能获得其所本愿的社会流传效应。同为华人比较文学学者兼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的钟玲，以及把关键词的跨文化传递作为揭露文化思想观念的运作领域的刘禾，就以女性批评家特别的对事实的客观性的细节关注，特别是对这种客观事实关注更加提出认识论要求的西方二元论的警惕，给中西跨文化传递的翻译运作和翻译解释运作提供了符合文化传递实际机理的案例。而叶维廉和钟玲通过各自分别的对西方现代诗对中国古代意境诗的模仿行为以及该模仿的西方化的展示，却得出了中国意境诗英译的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该理论实践说明，叶维廉已经从中年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模子—差异性理论内涵的非本质主义倾向，转到了将文化根性无限扩大化的歧途，中年后的他以为可以通过道家审美思想而达到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审美模子的置换，难道这就是他寻求的跨文化普遍文化及审美规律吗？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乐黛云所指出的“和而不同”的比较文学所要坚决反对的二种以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现身的跨文化倾向，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叶维廉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个文化、文明内部文化倾向之间必然的抗衡和制衡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断言一种倾向会以优势化、绝对化的态势始终占据该文化甚至跨文化的主导地位，本来已经丧失了人文科学忠实描述和发展视野的立论出发点。而这种本质论的翻译政治也证明了如下翻译策略的优劣，本质论的翻译政治必然要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受到质疑并受到证伪，相反方向的符合文化生态模式和文化制衡实际倾向的翻译策略会受到认可并融入差异性的本土化过程。
参考文献：
[1] 叶维廉. 中国诗学. 北京：三联书店，1990.142.
[2] 米切尔. 语言的进步与退步.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0.
[3] 刘绍铭. 文学岂是东西.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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