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首先探讨了翻译被性别化的根源，进而对女性主义的翻译主张作简要分析，最后指出虽然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但不应当放弃原有的视角，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不应当忽略原文的客观存在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歧视，翻译主张
On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y
Abstract: Feminism provides translation study with a new perspective，reinterprets some key concepts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study, and put forward its own translation theory.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reason why translation is sexualized and then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it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though feminism translation theory widens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y, the original perspective cannot be abandoned and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original text cannot be neglected whe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s emphasized.
Key words: feminism, sexism, translation theory
一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日益风行，并成为占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中心地位的一种学术理论话语，“文化转向”使学术体制内跨学科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而性别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女性主义研究在这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中的全面勃兴，而且奠定了女性主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翻译研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得到了飞跃发展。
此时，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因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而走到了一起，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如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的疑问，对界定忠实规则的怀疑以及对意义与价值普遍标准的质疑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imon, 1996)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拟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和哲学根源进行分析并对其理论主张作简要论述。
二 翻译研究中性别歧视根源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不满于将译者、译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说地打入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徐 来，2004）。那么，翻译到底是如何被性别化的呢？从历史的角度看，翻译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翻译是女性、特别是欧洲中世纪的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因长久地被排斥在创作权力之外，妇女只能把翻译作为创作的一种训练，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19到20世纪，德国、俄国、法国的现代主义伟大作品大约有一半是由妇女翻译的。另一方面，这种性别差异还体现在描述翻译的隐喻中。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 在 “翻译中的隐语”一文中，详细分析了翻译与性别的不解之缘。“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表现出对原文与独创性的焦虑，对意义差异的权力斗争”。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Chamberlain, 1998)更为突出的是1654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s Menage)杜撰的著名的双关语“不忠的美人”，在男人心目中女人是“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从而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张京媛，1992) 然而，无论是古典的翻译理论还是结构主义的翻译观都将“忠实”和“信”看作不可违抗的翻译伦理。翻译活动被比喻成一桩婚姻，忠贞(忠实)是后代(译文)惟一合法的保证。(廖七一，2002)这种将女性和翻译等同的观念，既表达了女性处于弱者的地位，也显示了翻译的从属状况。而女性主义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就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性一样是不平等的，这样的婚姻实际上是建立在欺骗的婚姻合同基础之上的。
首先，这些将“忠实”视为不可违抗的翻译伦理译论有其存在的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这种理论往往假定某种性别是二元对立的，对立双方有一方处于决定性的中心地位，而另一方则是出于被决定的边缘，这样在翻译中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和女性关系一样对立起来。作者被认为是男性，是权威，而译者是女性，是处于第二位的。当然，毋庸置疑，男女间的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能用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何高大、陈水平，2006）在文本世界里，父权掌控着文本的创造、阅读和阐释，于是无意识地将女性逐渐塑造成他们要求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认为，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差异与平等的对立。(张景华，2003)
其次，在传统语言学派看来，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所有的语言都是异质同构的，意义的所指和能指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翻译中，原作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意义等着译者去挖掘，然后亦步亦趋地把它复制到译语。这样译者就成了个仆人，一个传话筒，机械地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于是译作也只不过是一个摹本，而不是创造性的话语。（何高大、陈水平，2006）然而，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语言本身及转换规律，却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和译者的主体因素，抹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把译者看成是“隐形人”。而女性主义者借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意义是多重性的，允许有多重理解，因而翻译是有差异的，也就不存在惟一的标准。
三 女性主义的翻译主张
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否定传统的摹仿论，否定对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等级观念，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主张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提出原文-译文的共生关系；并对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创造性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1. 解构忠实，强调背叛
“忠实”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已是根深蒂固，它是维系传统的关于翻译是否可能的核心概念之一。翻译的“忠实”背后遮蔽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最明显的莫过于这一概念意指的“双重贬抑”结构，即译者和女人在她们各自的层级上都是弱者形象；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Simon, 1996)而这恰恰是女性主义者介入翻译并努力予以颠覆的观念。
女性主义的批判暴露了“忠实”概念潜藏的男权意识形态，这体现了西曼(Simon)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要实现的目的，即：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贬至社会和文学阶梯最底层的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一团概念。为了达到此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调查翻译被女性化的那一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此外，女性主义译者接下来要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对那“一团概念”的重写，赋予女性主义者特有的含义和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政治议程。
既然女性主义译者已经完全揭露出“忠实”背后隐藏的性别隐喻和男权意识形态的暴力痕迹，那么，解构“忠实”重写这一翻译的千年神话，便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在实现其政治议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首要步骤，即在概念层面对传统翻译话语进行批判、颠覆和重写，以配合在翻译实践领域所实施的种种语言试验，使语言重新性别化，以突出女性性别意识，发出久被压抑的声音。
而在颠覆了传统议论的忠实概念后，女性主义译者推出了自己的“忠实”观：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一项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而言的。(Simon, 1996) 于是，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声明她的关键性差异，以及对永无休止的重读和重写的乐趣，公然打出操纵语篇的旗号。(Godard, 1990:94)她要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她所翻译的语篇，因此不会做一个谦恭的、隐形的译者。这种观点无疑是对传统的忠实于源文作者的观点一种反叛。
2. 女性主义彰显了译者主体性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和实践均过分强调翻译主体(译者)的被动与消极和受制约的一面，压制译者的主体性(吕俊、侯向群，2001)，译者自身遭到了冷遇，其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文坛上，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气比人小，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书译好了，大家就赞赏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头来骂译者。(余光中，2002)“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果戈理的这句为译界所熟知的名言很能代表传统译论对于译者的观点，轻轻松松就抹煞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译者所起的作用被比作一条透明的通道，原文的意义经由这一通道完全地流入译文。而弗洛里欧(John Florio)早在1603年就宣称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Simon, 1996)这种将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加以鄙视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女性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重新诠释。
女性主义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主张翻译活动远不是消极地对原文的复制，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成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对文本有意识地干预，其实质就是要重新认识译作的权威问题。究竟是谁翻译，为谁翻译？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说明，翻译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为了凸显译者主体，她们在翻译的前言中解释原文意旨，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强调意义的临时性，使读者注意到译者的存在及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在作品上署名，并赋予其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尝试重建译者的主导地位。(Flotow, 2004)
3. 翻译是文化介入与文化协调
女性的翻译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从文艺复兴开始，女性便带着强烈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事翻译活动，她们将翻译视为女性参与文化活动的途径。（廖七一，2002）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 Tyler)逆当时的主流思想而行，公然声称妇女有权阅读和翻译非宗教作品，并将西班牙浪漫小说翻译成英语。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不仅在翻译成就上与威切利(W. Wycherley)和德莱顿齐名，让许多男性翻译家“感到羞愧”而且在翻译《爱岛之旅》的时候将女性身份与译文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将描写阿塔明之死的简洁段落扩展成63行诗歌，增添阿塔明临别前哀婉的演说，恣意渲染莱桑德悲痛的细节。(Simon, 1996)
法国对美国女小说家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译介堪称文化协调的生动范例。小说出版后10个月就出现了多种法语译文。而且，还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介绍和评论，被西蒙(Simon，1996)誉为“妇女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与进步文学界女性合作努力的突出典范”。到19世纪，德·斯特尔夫人(Madame de Stael)、玛格丽特·富勒(M. Fuller)、埃利诺·马克思(Eleano Marx)都明确地将翻译视为政治手段，认为文学的创作与传播都将带有一定的政治影响，翻译能使民族文学焕发青春，丰富民族精神。
到了本世纪，海伦·洛-波特(Helen Lowe-Porter)将托玛斯·曼几乎所有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而琼·斯塔尔·昂特迈耶(Jean Starr Untermeyer)翻译了德国流亡作家赫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维吉尔之死》，正是仰仗这两位女翻译家有意识的翻译选择和孜孜不倦的译介活动，布洛赫和曼的影响才超越了狭隘的语言、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被美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促进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廖七一，2002）
所以，翻译对女性来说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翻译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协调，是强化和维护某些文化价值，排斥和贬低另一些文化价值，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摹仿，不是为翻译而翻译。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重写，原作正是因为重写而得以存在。
4. 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作者/原文-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译文的共生共荣。在破除了原文作者权威的神话后，译者与译文不再是那个差劲的摹仿者、机械的拷贝的形象了，原文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与另一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奴隶与主人、女人和男人之间依附与主宰的关系。
首先，在父权社会中，家庭和社会的中心是男性，相应的原文就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互文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业已证明，原创性文本和翻译(摹仿性)文本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只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之中的二元。语言约定俗成的本质就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独创的文本。一方面，世界向我们展现出形形色色类似的事物；另一方面，大量的文本又层出不穷，每一个文本与稍前出现的文本略有区别：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首先是从非语言世界翻译；其次，因为每一个符号，每一个短语都是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短语的翻译，因此没有什么文本可能是完全创新的。(Bassnett, 1996)
所以，翻译中原文同译文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正是翻译，原文才能超越时空限制，扩大影响，延长自身的生命，这也就是说，原文对译文的依赖丝毫不亚于译文对原文的依赖。布洛赫和曼的作品在美国的译介就是明证，许多作品译文的读者甚至大大超过原文读者的数量。对译语文化的读者而言，无论原文如何权威，如何优美，译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译语读者惟一可能得到的文本，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发挥的社会功能是原文永远无法替代的。此外，翻译还丰富了原文的意义。对某一文本的评论、解释、诠释、考证对深刻理解这个文本都至关重要。相应地，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的译文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原文的认识；而且，每出现一个新的译文又会或多或少地改变或修正我们对原文的认识。
五 结语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概念，认为翻译忠实应该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方案。女性主义译者也不再满足于传统译论所要求的“透明”与“隐形”，而是在翻译实践中采取种种策略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并使读者注意到译者在意义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女性主义对于翻译忠实性和译者主体性的重新阐释突出了翻译和译者在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翻译和译者的地位。
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文化视野中的翻译研究同样，都只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角，但不应当放弃原有的视角，在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不应当忽略原文的客观存在性。操纵并不是完全不受客观实在限制的行为，主体也不能脱离客体而存在。在批判了语言学派翻译观忽略翻译主体的同时，也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视翻译归根结蒂还是要进行语言层面上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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