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一節 津田所處的日本社會概況
從明治至昭和時代,日本社會經歷了明治維新、大正民主運動、大東亞戰等重大轉變,對歷經三個時代的津田來說,社會轉變自然影響其思索自身與日本命運的方式。因此,這一節將介紹日本明治、大正至昭和的社會概況與知識圈面貌。
一、明治時代(1852-1912):
(一)由上而下的文明開化政策
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開始,「民族主義」就一直作為指導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源頭。面對列強的壓迫,當時的政界多認為,明治政府唯有透過「學習西洋文化」這條捷徑,才能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縱觀明治時期,政府由上而下推行「文明開化」政策,以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建立現代社會。政府並引進西方立憲制度,然而,目的卻是藉此來加強國家權力。再者,政府又致力提升國民的程度,但其中主要願望未必是要促進國民性的成長,而是培養出一定文化程度的國民,以與政府配合、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以上這一連串的變革,往往被統稱為「明治維新」。
明治六年(1873年),一群頗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創立「明六社」,社長為森有禮(1847-89),成員包括:福澤諭吉(1834-1901)、西村茂樹、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等,他們站在自由主義、民權的立場,向大眾介紹西洋文化,然而,由於他們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所以大體上是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來理解啟蒙的重要性,以確立強而有力的集權政治。
明六社的成員中,福澤諭吉可說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他初習漢學、之後曾習蘭學與英語;並數次遠赴歐美,將所見所聞集結成《西洋事情》一書,維新之後緊接出版《勸學篇》與《文明論之概略》。《勸學篇》一書以「人人生而平等」為開端,並根據社會契約論,說明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號召人民捨身衛國,使日本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此外,他又提出「實學」才是先進的學問,唯有投身實學,個人才能獨立自主,國家才能文明開化、並完成國家獨立。由於福澤諭吉對於實際與效用的重視,促使他的學問隨著時空的差異與他對當前時代需要的判斷,呈現出後世看來的複雜性與矛盾性。
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首先闡述「文明」的意涵,他認為,雖然文明一詞包含物質與精神的層面,但是精神才是文明發展的基礎,而「文明的精神」包括:自由、科學、理性,唯有如此,才能擺脫「對古習的迷戀」。福澤還分析比較日本文明與西洋文明,提出日本落後、西洋先進的線性史觀,因此,為了國家的獨立,他主張必須透過「文明」這一個手段。整體來說,同為啟蒙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的福澤諭吉,正如同明六社的大部分成員,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啟蒙的重要性。
福澤並於明治十六年(1983年)發表以「脫亞論」為主題的社論,造成社會上一股脫亞的風潮。福澤更進一步從文明型態的差異來盱衡時局,以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國權擴張,與實現日本國家利益為前提,採取蔑視並掠奪中國與朝鮮的利益為基礎,甚至進一步侵略亞洲各國的政策視野。
(二)自由民權運動、儒家復興與教育統治
不過,明治初年的政治領導者雖有改革之心,卻不希望看到全面的改革,這造成自由主義與民權運動將矛頭轉向統治機構,並且遭到政府當局的鎮壓。另一方面,先前被視為封建思想代表的儒家思想,則再次成為御用學問。
明治七年(1974年),民間面對政府的專制,展開自由民權運動。《設立民選議院建議書》在《日新真事誌》發表後,引起廣泛的討論,首先,針對是否設立民選議院,明六社內部意見分歧,主要分成贊成、批判與言之過早三派。進而引發「民權派」的回擊,首推植木枝盛與中江兆民,以這兩位民權思想家,與明六社的啟蒙思想家,在本質上有重大的差別──植木與中江是採取「明確的人民主權」為立場。
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侍講元田永孚(1818-91)所起草的《教育大旨》,目的在伸張儒家的道德觀。明治十三年頒行修正的教育令,強調「修身第一,養成愛國心、尊皇心」。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天皇又頒布《教育敕語》,意圖鞏固天皇制國家的教育,在當時眾多解說《教育敕語》的書籍當中,尤以井上哲次郎所著的《教育衍義》,最契合當時的官方論調。井上留學德國,借其哲學修養來解說《教育敕語》的意義,並以「孝悌忠信、共同愛國」作為其根本加以鼓吹。
(三)民族主義與神道國教化
1883年接待外賓的「鹿鳴館」落成,在此舉辦不少舞會,並強制推行歐洲風俗,面對明治政府的歐化政策,民間逐漸興起保守國家主義、國粹主義,一方面不贊成政府軟弱的外交方針,另一方面也質疑純粹西化的路線。
明治二十年(1887年),德富蘇峯(1863-1890)創立了「民友社」,並創辦了《國民之友》,出發點是為了批評「貴族的、表面的、無人民的」日本近代化,標舉平民主義,並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創辦《國民新聞》。德富蘇峯曾參與自由民權運動,但是他深深感覺到,當時的一些民權主義者仍散發著舊時代的氣息,名為民權,實為國權,而他的平民主義,正是要批判明治政府和民權論者的國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偏見。然而,到了明治中後期,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對立卻在德富蘇峯的思想中消解了,因為他已經由「平民主義」走向「國民主義」。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三宅雪嶺(1860-1945)、志賀重昂(1863-1927)、井上圓了等人結成「政教社」,並出版《日本人》雜誌,一般稱之為國粹主義。國粹主義的出現正是針對政府一味追隨列強的媚態,他們主張要以日本人的國民性的自覺,進行由下而上、以平民為基調的自主性改革。此外,國粹主義不同於偏狹的國家主義:雖然國粹主義強調國民自覺與民族獨特性,但絕對沒有陷入惟我獨尊的民族主義;雖然反對政府的歐化政策,卻不反對歐化本身;雖然強調民族獨特性,卻非偏狹的排外主義。
再者,宗教上也可以看到國粹化的現象。1868年明治政府頒布「神佛分離令」,並積極鼓吹神道,到處都有「排佛毀釋」運動。明治憲法還規定日本各種宗教都需接受國家神道的統治,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的久米邦武(1839-1931)筆禍事件,就足以說明神道地位的不容質疑。
(四)近代國家、社會體制逐漸成形: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並開設議會,日本近代國家體制逐漸確立。甲午戰爭(1894-95)與日俄戰爭(1904-05)的勝利,促使日本擠身強國之林,並運用馬關條約的賠款,改制為金本位制,增進與歐美金融市場的互動。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分別象徵日本「帝國的自覺時期」與「以帝國的姿態獲得世界認可的時期」。
此外,經過三國干涉還遼的事件之後,更讓日本政府感受到軍備擴張的重要,於是在日俄戰爭之後,以重工業為中心進行產業革命,自然促成獨佔資本的形成,三井、三菱…等財閥逐漸產生,日本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並進一步促成日本初期的社會主義。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幸德秋水(1971-1911)創設「平民社」,以自由、平等、博愛、正義、人道、和平為目標,嚴厲批判當時無視國民意志的籓閥政府,但是平民社最終敵不過桂太郎內閣的彈壓,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宣告解散。不過,由於最後由激進派支配了社會主義運動,過於急進的結果,終於促成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把行動派的社會主義者一網打盡。
二、大正時代:
大正元年(1912年)底發生的大正政變,開啟了一個渴望建立新社會的大正時代。大正二年(1913年)的護憲運動,則是作為「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出發點,大正年間要求民主主義改革的思潮或活動,都可以稱之為「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其目標在於縮減特權力量、以議會與政黨為政治中心、以及擴大人民參與。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日本頒布帝國憲法,但是這部憲法還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在大正政變之前,就引起憲法學者熱烈的爭論,其中以美濃部達吉(1873-1948)與上杉慎吉(1978-1929)的論爭最引人注目。美濃部達吉基於「國家法人說」的理論,認為統治權屬於國家這個法人,而天皇則是以代表機關的身分來行使統治權,因此他強調在帝國憲法的範疇內增強議會的權能。反之,上杉慎吉則提倡「天皇主權說」。昭和七年(1932年)擔任貴族院議員,但在法西斯主義越來越猖獗之下,昭和十年(1935年)美濃部達吉因「天皇機關說」遭控以不敬罪,多本著作被禁止,也失去議員的職務。
明治末年、大正初年也出現了「民本主義」思想,從歐美留學歸國的吉野作造(1878-1933),對於上述的明治憲法體制之衝突,他力主「民本主義」可與君主制同時存在,然而,這種主張招致堺利彥等人的批評,認為這是不徹底的民主主義論。作為一個溫和的民主主義改革者,這種務實的態度也反映到他的中國觀上,吉野作造一直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著眼點,因此,隨著國際與中日政治環境的轉變而有所更動。吉野作造並於大正七年(1918年)底創立「黎明會」,是一個民主思想的啟蒙團體;大正十三年,他進入《朝日新聞》社,但不久因筆禍退職,之後就任職於東大,並創立「明治文化研究所」。
此外,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財閥有顯著的發展,可是勞工的生活卻日益困苦,甚至在1918年夏天爆發「米騷動」,瞬間成為全國性的騷亂。民本主義運動就順勢與勞工運動、農民運動結合起來,迅速發展。再者,個人主義也是大正思想的特徵之一,其中又以西田幾多郎(1871-1951)的哲學思想最受青年學子歡迎。
三、昭和時期(1926-1989):
(一)戰時統制
昭和初期,由於金融危機、世界性的經濟恐慌與農村不景氣,日本國內充斥失業者,人們為了逃避現實,就往色情等出路中尋求抒發。社會的不景氣,帶動社會運動的發展,但是卻遭到政府嚴厲的鎮壓,最終幾乎瀕臨崩潰。
「大陸政策論」提倡以滿、蒙作為帝國之生命線,軍部以此作為政策方針,終於爆發一連串的侵華事件,隨著昭和十二年(1937年)「國家總動員法」的公佈,日本隨時可以動用人力物力,以達成戰爭的成功,議會也失去制衡的力量。
面對政府的戰時統制,文化界在初期雖有所抵抗,但是在昭和十二年(1940年)七七事變發生之前後,軍部、官僚的言論統制更加嚴重,因此,文化人最終往往只能沉默或順應局勢。再者,雖然昭和出年出現不少唯物史觀的名著,但是另一方面,右翼國家主義者也開始活動,1930年代為其巔峰期。對外方面,日本則高喊「八紘一宇」的口號,對亞洲展開侵略。
(二)戰後復興
昭和二十年(1945年)八月,投於廣島與長崎的兩枚原子彈,終止了戰爭狀態。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率軍進駐日本。一方面,為了瓦解日本前近代的因素,另一方面,為了摧毀日本軍國主義,因此,麥克阿瑟在日本推行一連串的變革,包括:經濟民主化、解放婦女與專制政治、培植勞工組織、教育自由主義化,以及教育、司法、行政制度之改革。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底,以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為主軸頒布了新憲法,否定了舊憲法中的天皇主權觀,天皇轉而成為國民統合的象徵。
不過,隨著冷戰的白熱化,美國為了扶植日本成為亞洲的反共堡壘,於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生效安保條約,日本雖然因此恢復獨立國家的地位,但是美軍仍駐留日本。
第二節 津田史學方法與歷史觀
一、取長民間史學與學院派史學
若從日本史學系譜來理解津田史學方法的源頭,我們必須從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開始談起。
(一)民間史學:
如前述所提,明治初年的日本以文明開化為目標,因此歷史家大多關注於實踐的層面,致力於規劃日本未來的藍圖,例如: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與田中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然而,雖然啟蒙思想家的史學論述富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但是對於具體的史實卻缺乏認識。
處於在野位置的民間史學派,有意識地對抗下述的學院派史學,他們繼承啟蒙思想家撰寫文明史的方法,像是德富蘇峰、山路愛山的許多史學論著都是如此。民間史學派的史學家大多認為,以前漢學、官學所寫的歷史只是「日本政府的歷史」、拘泥於考證的「死的歷史學」,一點也不關注國民如何生活。日本戰後的歷史學,也是在「學院派史學=官學」 vs. 「民間史學=民眾史、國民史」的對抗圖式下,給予民間史學極高的評價。然而,這類的研究者雖然如同明治初年的啟蒙思想家,十分關注實踐層面,並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但是著作卻缺乏扎實的結構;再者,雖然站在與正史對抗圖式下,構築「國民史」、「民眾史」,可是仍不可忽略其中內含啟蒙知識人的「愚民觀」,而且這些關於「民眾」的歷史,是否也只是反映歷史家的願望而已。
(二)學院派史學:
明治時期還存在著以帝國大學為中心的學院派史學,他們採用里斯(Ludwig Reiss)所傳入的德國史學實證研究法,以象牙塔內的研究者姿態,從事踏實且精緻的知識活動,例如:田中義成等人。由於這類研究大多缺乏思想性,因此較為容易接受官方的意識形態,再者,明治憲法與教育敕語體制的確立之後,國家主義的道德佔有重要的位置,進而阻礙史學界追求學問的自由。
舉例來說,南滿鐵路東京分社成立的「滿鮮史研究歷史調查室」,其所進行的研究集中於—狹隘的、專門的領域,利用精緻的研究方法來考證原典,因此,民間史學家與戰後史學家,總是將學院派史學視為「沒有思想性的學問」、「死的歷史學」、「學者研究的歷史(vs. 民間史學=人民讀的歷史)」。
(三)日本史學系譜下的津田史學:
反觀津田史學,史學家家永三郎認為,雖然津田曾經在白鳥門下學習實證研究方法,並於「滿鮮史研究歷史調查室」擔任研究員期間,但是初期還是無法適應學院派史學狹隘的研究領域,並深感學院派史學的思想停滯,不過津田最終還是克服這種違和感,學習到帝大東洋史學者的研究態度。另一方面,津田在高度的自覺下,不甘心僅僅作為學院派史學的門徒,反而分別取長於學院派史學精緻、扎實的研究態度與方法,以及啟蒙思想家、民間史學的強烈問題意識,並熱烈追求各領域的學問(包括:藝術、文學等),形成融合各方優點的津田史學。
再者,若在「學院派史學(官學) vs. 民間史學(民眾史)」的對抗圖式下看待津田史學的話,史學家鹿野正直認為,在思想是知識精英獨佔物的時代下,津田把作為「生活者」的國民與「思想」結合起來,故津田把思想的意義從形上學的層次下拉到「生活的心的層面」。依照鹿野的說法,津田繼承對抗官學、國體的民間史學派,把傳統的、素樸的、自然的「民眾」視為與支配階級對抗、且真正寫下「日本史」的生活者,產出「作為國民的日本人」、「作為國民文化的日本文化」…等論述。
二、津田的歷史觀
(一)歷史是人生活的過程:
對津田來說,歷史就是人的生活。故單從國家、民族、社會、政治型態、經濟型態等集團生活與組織出發來看待歷史,是不夠的。雖然人們事實上經營這些集團生活,並受其影響,但是真實存在的是這些「個人的生活」,而上述的集團正是這些個人生活繁複地交織而成的。因此,人們會受到集團、組織型態的影響,但是人也會克服這些影響與制約,並透過個人的行動來變革這些組織與集團。也就是說,相對於以機構、制度來講述歷史進程的史學方法,津田反過來強調人的主體性,認為人的心智活動創造這些機構、制度,且人雖然會受到環境的制約,但是人也會克服這些制約,產生新的環境。
至於人的生活,它是個過程,人的所作所為都會改變現在的狀態。因此,生活時時刻刻都在變動,每一刻都呈現出特殊的面貌,相同的狀態不曾再度出現。而生活的過程正是心智、意欲、情感的活動,且由於人不是孤立生存在世界上,所以生活同時也是社會的,也是歷史的。
津田站在「歷史作為人的生活」的立場下,特別強調偶然性與人的自由,對於那種認為「歷史有著必然的發展道路」的觀點,提出嚴厲的批評。津田認為,這種歷史觀會讓我們忽略掉,由人的心智、意志所形成的道德任務,或是讓我們遺忘掉,與歷史必然道路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偶然性、以及人類自由的生存之道。
此外,津田也反對從日本歷史中去尋找歐洲發展的軌跡,也不認為日本非得歷經不可。對於有些人將考察歐洲歷史所產生的時代區分,完全應用到與之在過程上完全相異的日本歷史,而且還藉此來考察日本古代及中世,津田也對此提出強烈的批判。
最後,對於歷史學是否為一門科學,津田認為,如果說歷史學研究必須對史料進行嚴厲的批判,歷史學算是一門科學;然而,如果作為一門科學,又必須把具體的事物抽象化,或者探索適用於所有現象的法則,那歷史學就不是這種科學。
(二)具備詩人與哲學家資質的歷史家
由上述津田的歷史觀看來,可想而知,對津田而言,作為一個歷史家,首先要拋棄現今所有的視角,將自己置於過去的世界,「與那個時代一同苦惱、一同歡喜、意欲、空想」,如實地描繪當時的人的生活。要完成如此的任務,需要極高的敏銳度,而歷史家就必須具備「如詩人一般的資質」。然而,在再現過去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史料進行主觀的解釋,透過歷史家自身對過去時代生活的敏銳感受,以此為背景對史料進行嚴厲的批判,這種歷史家的使命感,貫穿了津田的記紀批判研究。
除了放空自己沉潛於過去的生活,感知過去的人的心情、事物之外,津田認為,歷史家還要跳脫過去,從現今的視角來回顧過去。歷史家對於未知的未來,不斷的摸索、並描繪著改革的夢想,因而產生不同的人生觀、世界觀、國家觀,而這種差異正是由於歷史家在回顧過去時,所採的批判與價值判斷不同所致,而歷史家之間的立場殊異,不只是知識活動的產物,還是「歷史家全人格的展現」。
第三節 概述津田的整體研究
一、中國研究
津田的中國研究若以研究對象來區分的話,主要分為下列三種:中國文化研究、論語與孔子研究、道家思想與老子研究。
在中國文化研究的層面,津田特別針對儒教與道家的典籍,找出典籍中所展現出來的中國文化特殊性;並釐清書寫典籍者的階級、以及作者背後的問題意識;再者,津田還去關注中國思想的歷史脈絡,以及產生中國思想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因此,津田的中國文化研究與中國民族研究,是在從事中國思想研究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
在津田的論語與孔子研究中,他對照前漢、先秦的書籍,與孔子相關的故事,發現有很多所謂「孔子的言論」都是傳承者重新詮釋、改寫的,那些被重新詮釋、改寫的「孔子言論」反映出傳承者所處時代思考的問題。再者,津田發現目前流傳下來的《論語》大多反映戰國末期的思想,因此他判定《論語》應該成立於戰國末年。最後,綜觀孔子的思想,津田認為這是關於道德與政治的思想;在道德層面,它關乎士大夫的道德,卻未觸及一般民眾的道德,且所講述的是君臣、父子等個人對於個人的道德,卻沒有論及集團生活的層面;至於政治的層面,孔子的思想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去進行論述,民眾只是君王的從屬而已,而且孔子的思想所考量的統治狹小區域的君主,反之,孟子的思想訴說的才是以天下為對象的政治。
至於津田的道家與老子研究,首先,他批判史記等書中所描述的老子,進而認為老子是虛構的人物。接著,針對《老子》原典,津田發現《老子》已經提到仁義的概念,加上「仁義」一詞是始於《孟子》一書,因此《老子》應成立於《孟子》之後;再者,《孟子》當時拿楊朱、墨子作為其批判的對象,卻一句也沒提到《老子》,因此津田認為,《老子》的存在必然在《孟子》之後。儒家的書籍當中,第一次批評到老子思想的是《荀子》,由此可斷定,老子存在的時序是在「《孟子》之後,《荀子》之前」。而且津田懷疑,流傳至今的老子思想,已非昔日原貌,由於老子思想自身的矛盾性太大,進而認為這是歷經時代演進,混雜了不同的思想所造成的,同為道家的莊子思想也有相同的特徵。最後,津田認為老子思想只不過反覆訴說政治之術及保身之道而已,而且老子思想也不具備形而上學的哲學思索意義。
論語與孔子研究、道家與老子研究是作為津田研究中國文化與民族性的基礎。因為津田認為,在看待任何原典,都不能將之視為超越時空的真理、也不能脫離原典所成立的時代背景,應該透過對照原典與思想的歷史變化,發掘原典成立期、各個傳承期所關注的問題,與各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也就是說,津田的中國思想研究,同時也在研究中國文化與中國民族性。本文礙於篇幅,主要探討《支那思想與日本》(1938)一書,該書就是以上述的中國思想研究為基礎,提出中國與日本的文化差異,並進而提出「文化上」的東洋並不存在。津田這種特殊的中國研究方法,在第三章將有更完整的陳述。
二、記紀批判—官人述作論
三、日本國民思想研究
大正二年出版《神代史的新研究》之後,津田隨後於大正五年發行《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貴族文學的時代》,隔年發表《武士文學的時代》、後年出版《平民文學的時代》,津田以文學作品為題材,來考察從古代到近代的國民思想形成過程。
在序言的部分,津田概述日本單一民族形成的過程、以及日本文化形成的過程與特徵,接著從神代史與上代史中的歌謠、民謠、民間傳說開始談起。進入各個時代的研究之後,津田先鳥瞰各時代的社會背景,設立「文化的大勢」一章,之後才開始描述各時代的文學概觀與文化特徵,並針對日本各時代的文化提出批判。
對津田來說,一個理想的文化型態,不是單純去模仿外來文化,而是要以日本人自身的創造性為基礎所形成的;且在形成文化的過程中,一般平民必須參與其中,而非僅僅是上層階級的專利;此外,文化不只是短暫的享樂,而是與國民真實生活感情緊密結合、富有想像力的事物。《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就是在這樣的標準下,針對文學中所展現的國民思想,進行嚴厲的批判,而且津田不僅批判文化自體,還究明構築出這種文化的國民性、民族性。
再者,《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一書中,常常把中國設定為比較的對象,把日本思想中受到中國思想文化影響的部分,視為日本文化的汙點加以批判。至於對於西歐思想的看法,在津田的著作中提到不多,所以難以評價津田對西歐思想的態度。
本文在處理津田的國民思想研究時,不僅會談及日本民族、日本國家的形成,津田對各時代文學的批判,以及津田面對異文化(中國文化、西歐文化)的態度。
四、天皇觀
津田在戰前一直沒有出版關於天皇的專著,他對天皇的觀點只是散見於記紀批判與國民思想研究中。《神代史的新研究》一書,津田於第四章展開皇室宗家論,中國思想又再度作為一個比較的對象,來襯托日本皇室與國民的關係之特殊性。
在《文學中所展現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貴族文學的時代》一書中,津田一開始就特別強調,「無論國民生活的狀態發生什麼大變化,尊皇愛國的思想從古至今都沒有改變。…不用說,尊皇心就是自從我國國民把皇室作為皇室來景仰以來,就一直存在的。而尊皇心與愛國心是一致的,且尊皇心與國民實際生活密切相關,天皇作為國民活動的中心與國民精神的象徵(国民的精神の生ける象徴),…。尊皇之心是古今一貫的,其思想內容也不會隨時代變遷。」雖然津田戰後才逐漸外顯自身對於天皇制的支持,可是他對於天皇制的擁護其實在國民思想研究中就已經萌生。
面對戰後民主主義的導入伴隨而來的天皇制廢止論,以及國際共產主義意圖在亞洲建立聯盟,津田展開一系列關於天皇的文章,例如:〈建國的事情與萬世一系的皇室的由來〉、〈關於我國思想的現狀〉…等。與戰前天皇觀的差別在於,戰後津田認為天皇兼具政治統治者的身分,不過,在看待這項思想轉變時,非得將戰後的政治變動考量進來不可。
本文試圖先考察津田思想形成時的外部社會環境,再回顧津田的研究整體—中國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層面)、記紀批判、日本國民思想研究、天皇觀,最後又重新回到津田的中國文化研究,評估津田的中國觀在整體研究中所處的位置。
小結
首先,我們在這一章回顧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的社會概況與知識圈面貌,藉由「回到過去」,來與津田一同苦惱、歡喜與空想;再者,這一章還探討津田史學在日本史學系譜中的位置,以及津田的歷史觀。
如前述所提,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矛盾──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的對峙──逐漸顯露出來。隨後,面對自由民權運動風潮的高漲,明治政府選擇以「復興儒教」與「教育統制」來因應。明治中期以降,為了牽制基督教與西洋新思想,以儒教、國學、天皇制國家為基礎的正統道德,成為當權者統制民眾的工具。
曾經擔任過中學教師的津田,深感國家教育統制的單一化、形式化與官僚化,不僅對此提出批判,津田並基於對於「自我」的尊重,發表自由解放的教育理想。
至於明治後半期以「國體觀念」為基礎的國民道德,津田將其批評為從外部壓抑自我的道德,並進一步提出,道德應該是自然形成的一種社會約束,且個人才是道德意識的主體。在津田的歷史觀中,十分強調人的自主性、能動性,甚至把歷史視為「民眾」主體的努力,並且將「國民力量的擴大」當成日本文化發展過程,這種想法始終貫穿於津田的國民思想研究中。再者,對於不斷強調日本特殊性的津田來說,當權者在提出的正統道德時所借用的儒教信條,根本是中國人特殊生活、家庭制度、社會組織下所生成的事物,若用儒教信條來強制日本人,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相對於學院派史學者與國學者,津田基於對個人主體性的尊重,從近代主義出發,嚴厲批判前近代的封建思想,並同時對日本的文化進行深層的理解,藉此來打擊天皇制國家下具有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再者,津田也批判前近代與當前(津田所處的時代)政治的非民主性格,從近代國民國家的理念出發,強調「公共性」的重要;對於正統天皇制中所隱含的「神秘主義」、「非近代」的非民主性格,也始終維持批判的態度,其結果,正統的明治維新史中,以「大政奉還」之名,進而推導出來的「天皇主權觀」,和津田的國體觀與天皇觀完全不同。反之,津田是以佐幕派的維新史觀出發,尋求一種超越現實政治,並不受時勢變化影響的天皇特質。也就是說,津田認為,政治的運作是歸屬於國民,皇室則必須與政治斷絕關係,這可以稱為「天皇不親政」的天皇制。津田這種天皇制的理想,可以說是繼承了明治10年以來自由主義的政治意識,以及大正民主時期的立憲主義政治思想。
如同津田所言:「人在學問的想法,是關乎這個人整體的知識及思想型態,以及形成這種意見的各種特殊由來,再加上其他各種事件所引發無數的因子,進而複合而成的。因此,光看一篇論文、或是一本書,就想要完全理解他人,是非常困難的事。」本文也認知到這種研究限制,因此,嘗試在這一章盡可能呈現出津田所經歷的歷史脈絡,並探討其作學問的方法與歷史觀。從第三章開始,本文將進入津田具體的研究成果──「中國研究」、「記紀批判」、「天皇觀」與「國民觀」──從津田的研究「整體」來探討他思考中國的起點,並意圖發掘其理論背後的情感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