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翻译活动中文化失衡的问题,指出翻译活动中各主体都必须对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文化失衡担负起其应该担负的责任,为发展多元文化和保持各自文化的个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翻译活动;文化失衡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mbalance Problems in Translational Ac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ltural imbalance problems in translational actions, points out that each subject involved in a translational action should bear their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potential and actual cultural imbalances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each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al action; cultural imbalance
一、引言
文化失衡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文化不平衡现象。依附于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强的文化往往表现为强势文化;反之,则表现为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往往缺乏自信,对强势文化接受自己的期望值低,容易自卑而且容易接受外来强势文化思想。文化失衡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对翻译作品的接受、翻译的选材等,从而影响各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弱势文化的发展(韩子满,2000)。
翻译活动包括有原文文本和没有原文文本两种。前者即狭义的翻译活动,包括笔译和口译的翻译活动;后者则包括跨文化参考(cross-cultural consulting)和跨文化科技写作(cross-cultural writing),直接用译语创作(Nord,1997:18),这种创作毫无疑问也有传播文化的作用。例如,林语堂直接用英语创作的《京华烟云》就是一例。当然,这种创作也必须对可能存在的文化失衡承担应有的责任。这种无原文文本的翻译活动本文不详论。本文着重探讨在当前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文化失衡的形势下,翻译活动(translational action)中的各主体为了保存文化个性以及发展多元文化文化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从而进一步强调在对外交流中尊重文化个性的重要性。
二、翻译活动中各主体与文化失衡的关系
翻译活动是一种翻译性的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是有意图、人际、交际、跨文化、处理文本的活动。其中的参与主体有发起者(initiator)、委托人(commissioner)、译者、原文文本生产者(source-text producer)、原文文本发送者(source-text sender)、译文文本接受者(target-text receiver)、译文文本受收者(target-text addressee)和译文文本使用者(target-text user)。当然,这些主体都有可能承担多个角色,例如,译者有可能既是发起者,又是委托人(Nord,1997:16-26)。下面我们根据各个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来分析他们与文化失衡之间的关系。
1.发起人、委托人与文化失衡
发起者是真正需要译文的人,但是翻译活动中各个主体都有可能成为翻译活动的发起者,例如原文文本的生产者、可能的目的文本接受者、委托人等,只是目的和原因可能不同而已。例如,当某个机构需要翻译广告时,该机构就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委托人是委托译者为某个具体目的和某些具体收受者而生产译文的人,其可能通过诸如对文本格式或者术语等做出特殊要求而影响译文文本的生产(Nord,1997:20)。例如,某个出版社委托译者把《三国演义》翻译给英语国家的儿童阅读,其可能对翻译做出各种要求,从而最终影响译文文本的生产。由于翻译活动的选材通常取决于发起人和委托人,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也主要是由他们提出,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翻译活动的经济赞助人。因此,最终翻译中是否出现文化失衡的现象与翻译活动发起者和委托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翻译活动的发起人、委托人在其中的作用往往是后台的,我们一时很难给出例证来证明他们对翻译中文化失衡现象的影响,况且,在不少情况下,发起人和委托人往往就是译者本人,因而译者对文化失衡现象的责任越发明显、引人关注。
2.译者与文化失衡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是整个翻译活动中的专家,有责任完成委托的任务,确保翻译过程的成果符合指定的翻译要求,他们必须接受委托人的要求以及原文文本(Vermeer,1989)。但是他们也有权在与委托人就相关条件达成协议之后,生产双方认定的、功能上符合翻译要求的目的文本,因此译者的任务是(Nord,1997:21):
1)根据法律、经济、思想内容,分析翻译要求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
2)核查是否真的需要翻译;
3)明确达到要求所需要完成的工作;
4)进行翻译活动,可能生产译文文本或原文文本简短概要;特殊情况下,在认定翻译原文文本不能达到既定目的时,建议顾客不要翻译原文文本。
根据这个译者任务,我们可以发现翻译中是否出现文化失衡与译者有着极大的关联。一般情况下,译者必须落实委托人的要求,但是译者有权与委托人就要求进行商讨,给委托人提建议,甚至有权拒绝参与这项翻译任务。当译者既是发起人和委托人,译者与文化失衡的关系则更大。
据王力(1989:326-348)的研究表明,从语言层面来看汉语在至少六个方面受到翻译的影响:不定冠词的使用、被动式使用范围变宽、连词“和”、“或”的使用的英语化、动词平行式的广泛使用、复合句中分句位置的变化以及句法形式严密化。这些影响显然与新文化运动时那些主张必须引进西方语言表达方式才能表达新思想的译者相关。鲁迅就是一个极力主张必须引进西方语言表达方式的译者。然而,谈到鲁迅的一些翻译,梁实秋(王宏志,1999:219)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著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同时,钱钟书在谈到他为什么用古文来创作《管锥篇》和《谈艺录》时指出,其用古文来创作这两部书是为了试试古文能否表达新思想(陈耀基,2001),他的实验毫无疑问是成功的。鲁迅翻译的接受性和钱钟书的成功,让我们对这些汉语西化的改造存在不少怀疑。当然,现在我们看待鲁迅当时的做法必须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也必须看到鲁迅的这种做法确实对汉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现象足以使我们认识到译者对文化失衡脱不了干系。
3.译文接收者、译文收受者、译文使用者与文化失衡
意向的译文接收者是译文的收受者,是译文生产的一个决定因素;翻译要求必须确定译文接收者,即真正阅读或听取最终文本的个人、群体和机构,他们往往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译文读者,收受者指意向读者,而接收者指现实读者;译者必须对译文收受者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期待、感受以及世界知识进行了解;译文使用者指真正使用译文文本的人,例如使用译文做广告、发布信息和培训材料(Nord,1997:22)。从这些定义来看,译文接收者、译文收受者和译文使用者可能指一个个体,也可能指不同的个体,但都可能是译者所必须关怀的对象,这种观点与诸多“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是相似的。然而,与其他理论不同的是,他们都可能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或委托人。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文化失衡又建立起了联系。
谈及译文读者在翻译活动中负有责任的学者不多。严复(罗新璋,1984:141)说过:“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亟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我们认为,严氏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读者也有过之人;鲁迅也说过:“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刘宓庆(2003:334-340)和王建国(2005)最近也指出了译者必须承担义务。然而,就读者与文化失衡的关系,尚需要得到更多的人更深的认识。
1996年许钧组织的对《红与黑》多个译本在读者的接受调查表明,读者更喜欢具有洋味的东西,更欣赏所谓的异域色彩。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只是“洋”到什么程度,“异”有多大范围,就因人而异了。为此,读者的一些不恰当的需求也可能间接作用到翻译实践,从而直接造成当前的中西文化失衡。例如,《哈里·波特与凤凰令》英文版刚出版三个月,汉语版就上市了,但是,许多读者还是抱怨太满。这种不恰当的需求不能不影响到翻译的质量,也有可能间接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对文化信息翻译的斟酌。
4.原文文本生产者、原文文本发送者与文化失衡
原文文本生产者的文本是翻译活动的源泉,原文文本可能是因为应特殊需要而生产的供翻译的文本。当原文文本的生产不是因为这种原因时,原文文本生产者不是翻译活动的直接参与人。Nord根据书面交际的情况,区分了原文文本发送者和原文文本生产者。文本发送者指为了发送一定信息而使用文本的人、群体和机构。原文文本生产者指真正负责对文本中语言和文体进行选择并落实发送者交际意图的人。当然,二者的作者通常是由一个人来落实,例如文学作品、教材、报刊评论等,但是当发送者的意图在文本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时就可看出这种区分的意义(Nord,1997:22)。从Nord的区分来看,原文文本发送者和供翻译的原文文本生产者在某些时候同样对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失衡也可能需要负担责任,毕竟他们对落实一个具体的交际意图都有关系。
5.译评者、翻译教学工作者与文化失衡
译评者对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失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译评实践和译评理论构建。
在译评实践上,设想如果一个译者把“你吃了吗?”译成“how are you?”,大多数译评家定会认定这个译文译得好、译者了解目的语文化。但若是倒过来,把“how are you?”译成“你吃了吗?”很可能会遭人耻笑。许渊冲把《红与黑》中的一句话“il mourit(他死了)”译成“魂归离恨天”就是一例,这个译文已经不断地或许将来还会不断地被引用为译界的经典笑话。还有林语堂把“My God(我的上帝)”译成“阿弥陀佛”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当我们的翻译家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的“summer”忠实地译为“夏天”,尽管在中国人的眼里只会拿春天来比作姑娘;当他们把雪莱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中的“west”译成“西”,尽管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紫气东来”、“东风浩荡”表达我们对春天的渴望,这种翻译却没有遭此厄运。与此同时,西方翻译家霍克斯为了照顾他们的读者,把“怡红院”译成“怡绿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把“怡红公子”译成“怡绿公子(Green Boy)”,把“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含春”译成“含夏(ever-smiling summer face)”(Hawkes,1973-1980),也同样很少有人提出批判。这种现象值得译评者反思。
在译评理论构建上,近年来,中国翻译界再次轰轰烈烈掀起了翻译应该归化还是异化的大讨论。综观这些观点对归化和异化的认识无非有两个:要归化为主;要异化为主。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提到归化和异化必须分汉译外和外译汉两个方面来讨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可能导致对汉译外的作品和外译汉的作品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对《红楼梦》两个译本的评价就是一例。在很多人看来,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学者,杨宪夫妇所译的《红楼梦》只不过是把故事给译出来,并没有多少美感,而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的译本则备受推崇。就此,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论者不妨反思一下“归化”和“异化”如何能不导致失去我们的文化个性!对各种翻译我们必须去挖掘它们形成的原因。拿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来说,我们必须从翻译的赞助人、翻译形成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三个角度,甚至包括研究译者本人去分析各种翻译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挖苦与嘲笑。
翻译教学工作者与译评者一样不直接参与社会上的翻译活动。但是,如果我们把翻译教学中的翻译活动和社会上的翻译活动相比的话,翻译教师实际上起着多个主体的作用,例如发起人、委托人、原文文本发送者、译评者等等。那么,翻译教师在教学行为中如何履行这些角色所赋予的功能,往往影响着他们的学生即未来的翻译工作者,他们必须有判断可能造成文化失衡的能力,在教学中倡导发展多元文化,保护自己的文化个性。因而,对翻译活动中可能存在的文化失衡他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责任。
三、结语
诸如美国这样的强势文化仍然对多元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威胁,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中国,同样相对于中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而相对于美国文化又处于弱势地位的欧洲文化也受到了影响。然而,据《人民网》李亚广(2005)报道,汉语即使在美国也已经成为使用第三普遍的语言,美国国务院还把汉语定为“至关重要”的语言。这至少说明,发展多元文化是各个民族的需要,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必须树立信心,摆正心态,做好文化之间的交流工作。
文化失衡实际上是个社会学的问题,但是其和翻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翻译活动中的各个主体,他们必须认真审视自己与文化失衡的关系,保留并发展多元文化以及各自文化的个性是翻译活动中每个主体应尽的任务,废除“外汉翻译和汉外翻译之间存在一份不平等条约”,不要“对‘汉语式英语’一片喊打,对‘欧化汉语’则放手制造”(朱文振,1987:87-8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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