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军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12）
摘要：沈宝基先生在长期的法国诗歌翻译实践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是：译诗要注意“三性”，即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译诗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译诗的目的与选题上。译诗的科学性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特别是理解阶段。译诗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表达阶段，特别是决定译诗形式、音韵节奏、选字造句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另外，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辨证关系，直译和意译的辨证关系，内容、形式和风格的辨证关系以及民族特色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关键词：沈宝基；诗歌翻译；辨证论译
一、引言
沈宝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他和戴望舒、李健吾、罗大冈等人一道，是我国最早系统深入地翻译介绍法国文学的先驱之一。比较前其他三位翻译家而言,关于沈宝基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一直有所忽略。因此,本文的写作目标是考察沈宝基生前的翻译实践活动,总结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翻译理论，以求填补空白,增进知闻；但考虑到年代久远和文献湮没,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
二、沈宝基的翻译实践
1925年，风华正茂的少年沈宝基入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学习法文，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法国文学作品，也是从这时起，翻译法国文学几乎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他对法国不同时期、不同文学流派的各位作家及其主要作品都有介绍翻译。
1931年，《中法大学月刊》刊登了他的两首译诗《别了素笙》和《马格丽》之后，他的译品陆续出现在各种刊物上，有《法文研究》、《文学集刊》、《文艺与生活》、《文艺时代》、《文艺世纪》、《现代知识》、《益世报》、《北方杂志》、《保卫和平》、《人民文学》、《译文》、《世界文学》、《楚风》、《法国研究》、《翻译官》、《外国文学欣赏》、《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译作被当作范文，收集在各种书刊中，有《外国名诗选》、《世界抒情诗精品》、《外国散文名篇赏析》、《世界情诗金库》、《我们走出浓荫之后》、《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世界诗坛 1988 第1辑》、《世界文学佳作百篇》、《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巴尔扎克论文学》、《国际诗坛第2、3、4辑》、《外国诗 2》、《假情妇》、《外国爱情诗选》、《榕树文学丛刊 1981年 第4辑 总第9集 散文诗专辑》、《麦尼埃的雕塑》、《亚非拉文学作品选 第5册 当代文学》、《阅读和欣赏 第3集 外国文学部分》、《文艺理论译丛 第2期》、《缪塞诗选》、《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圣-琼·佩斯诗选》等等。
在中法大学学习期间，沈宝基翻译了很多象征派诗人的诗。“那时候还不太理解象征派，只觉得好，合我胃口，我就译了。”[1]此后，他共译介法国诗人约一百人，从中世纪的《罗兰之歌》到《法国二十世纪诗选》：有古典主义时期的拉辛、高乃依、拉逢丹；有启蒙主义时期的卢梭、舍尼埃；有浪漫主义时期的拉马丁、雨果、维尼、缪塞、戈蒂埃；有象征主义时期的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有革命诗人贝朗瑞、鲍狄埃；有后象征主义时期的雅姆、克洛岱尔、瓦雷里、圣琼佩斯；有超现实主义时期的阿波里奈尔、阿拉贡，等等。他的翻译作品种类繁多，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传记、神话、寓言故事、文艺批评、杂文、儿童读物、回忆录等等。
1933年，他的长篇译述《波特莱尔的爱情生活》（《中法大学月刊》第3卷第2-3期合刊和第4-5期合刊），以35000字的篇幅，全面揭示了诗人的生平与创作，该文被称作为“波特莱尔在中国”的“力作”。[2]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沈宝基的译著《巴黎公社诗选》（les poèmes de la commune），影响相当大：“1、各大学文史教程加添巴黎文学一章；2、修改《国际歌》译词；各类报刊出专辑刊载；4、该诗选被收入各种选集。”[3]此后，他又先后出版了《贝朗瑞歌曲选》、《葛洛特·格》、《1870-1871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时期的速写》、《罗丹艺术论》、《纳慕娜》、《出版法》、《雨果传》、《雨果诗选》、《从乌东到德加》、《雨果抒情诗选》、《富豪》、《格拉齐拉》、《悲惨世界的画师雨果传》、《雨果抒情散文选》等译著。
三、沈宝基的翻译理论
（一）诗歌翻译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
关于译诗，沈宝基在长期的法国诗歌翻译实践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是：译诗要注意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4]这个观点贯穿他诗歌翻译的整个过程中。
（1）译诗的思想性是指译诗的目的与选题。
沈宝基在《雨果抒情诗选》的《前言》中写到：“当时虽然他思想保守，但他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他要走向进步，走向人民，走向善和美......他常是一个人，但心中常想到别人，想到穷苦的人，不幸的人。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诗人。”[5]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译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的翻译意识和翻译行为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在沈宝基看来，文学翻译“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和民族的实际需要，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6]，在新中国“翻译工作的崇高目的，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四个现代化在我国早日实现作出新的贡献。”[7]因而他对外国诗的翻译比较注意其思想内容是否有积极意义，是否能使中国读者获得精神和艺术上的有益享受。
（2）译诗的科学性体现在翻译的理解阶段。
第一，对原诗创作背景的了解。沈宝基认为译者在翻译诗歌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原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诗人创作时的情感，译者需要运用心理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把握作品的意象与情趣、主体与客体、显意识与潜意识等方面的信息。他曾说：“译诗时要‘五官并用’，有时甚至‘五官移用’，把整个身心投入其中。要把自己的灵感、思想感情、想象、幻觉、直觉等等对外开放，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所能范围住的了。”[8]为了译介法国象征主义主将兰波（Rimbaud）的代表作《醉舟》与《母音》（《le bâteau ivre》、《voyelles》），他费数月对作者及其创作该诗时的动机与情感作了深入研究，执笔写出长达15000字的评述，共31页，发表在1939年《法文研究》第一期上。他在翻译《母音》时写道：“此诗价值之高，意义之重大，令人不能疏忽。然一再诵读，谁敢说完全了解此诗之旨？……真的，他（指诗人）给我们一个钥匙来打开神气的世界；那里我们以眼睛来听，耳朵来看，手指量度着梦的面积，口鼻嗅着梦的气息。”[9]该诗让沈宝基更了解诗人，对诗人的了解又让其更理解其诗，以至于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中无不透彻着“通灵者”兰波式的对宇宙万物神秘的感悟。
第二，对原诗所指意义的理解。原诗的所指意义，指原作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沈宝基认为，欧美文字往往一词多义，理解时要区别每个词的能指、所指及所指意义，结合上下文，准确选择相关词义。词的能指表示物质实体或抽象概念的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所指则是用一系列语音或文字符号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思想。所指意义是指用词语来指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是该词语所获得的意义。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写到：“意思不是单纯的词汇之和，它是一个有机体的综合。”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是系统的一部分，因而“词的内容不是预先规定了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10]他认为要正确理解一词在诗歌中的确切含义，需要将该词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及褒贬等感情色彩与诗歌的上下文结合起来，再选择正确的词义。雨果有一首小诗《Oh ! N’insultez jamais une femme qui tombe !》曾被人将动词“tomber” 翻译成“堕落”。考虑到该诗抒发了诗人对诗中主人公朱丽叶失足后对命运的抗争与痛苦的深切同情与爱怜，对有钱人罪孽的谴责表现得淋漓尽致，沈宝基认为将动词“tomber”翻译成“失足”更符合作者作诗的初衷。
（3）“译诗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表达阶段，特别是决定译诗形式、音韵节奏、选字造句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11]究其原因，沈宝基认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第一，诗歌是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译诗象绘画与音乐一样，是表达的艺术，再现的艺术。它赋予原作一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因此，译文难以完全保留与原诗相同的形式，如原诗的韵律、节奏等，更难以完全再现原文的风格。更何况法文诗歌的格律与汉诗截然不同，在格律音韵方面无法做到绝对的对等，用汉语的声调很难译出法语传统的十二音节诗句的韵律效果；第二，译者在译文中的主观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译文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译者的某些个性。“这种个性既体现在（译者）对原诗情趣意境的理解上，有反映在对原诗形象思维的表达、隐喻的转换、译语的选择上。”[12]
所以沈宝基大胆“引用艺术家的从师经验‘学我者生，师我者死’来大力倡导创造性翻译”。[13]他提出“得意忘言”的译诗观：认为译者在把握原诗内容和意境的前提下，是可以进行得意忘言式的创造的；译者可以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诗体的特点，选择古诗体或新诗体的形式，用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去翻译；当然，“译诗决不能脱离原诗的思想内容去进行自由创作”。[14] 。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与风格，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特色与风格。”[15]他主张，翻译那些写诗很注意形式的诗人的作品时，如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诗歌，要特别留意译文的形式是否能“......运用马拉美《骰子的一掷……》和阿波里奈尔的‘图象诗’那样的印刷艺术,或者相应地运用某些象征主义诗人曾经设想过的彩色印刷术；或者甚至运用现代‘实物诗’形式”。[16]但翻译那些较注重风格，文笔常“有意识地把民间短语、俚俗词语和所谓高贵的文笔掺在一起，起到嘲笑的作用，扯开话题，任意搭配同音异义的文字游戏”[17]的诗人的作品时，如雨果、普莱维尔等人的诗歌则要借鉴他们的创作风格。拉马丁（Lamartine）有首名诗《孤独》曾被很多人翻译过，如范希衡采用屈原的骚体将其翻译成一篇文字优美、风格豪放、给人的感觉近乎悲壮的赋歌。但沈宝基从诗人写给挚友维里安（Virieu）的信中敏锐觉察到诗人生性敏感且性情温和：“我们真是奇特的乐器，今日是一个音调，明日又是一个音调；尤其是我跟着风与空气的弹性成分改换我的主意与嗜好。”[18]《孤独》没有叙述一段故事，也不是描写一幅风景，“他要表现的是四时寒热与旦夕中的灵魂的色调。”[19]沈宝基把握住了作者的写作风格，准确地抓住了诗中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忧伤之情，放弃了原诗十二音节的形式，译成五言绝句，再现了原文寂静、冷清、落寞的意境。
（二）辨证论译
“文革”后,迟暮之年的沈宝基在翻译法国小说与诗歌之余，开始关注翻译理论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发表了《外语系毕业生谈翻译》、《文学翻译与民族特色》、《文学翻译中的长句处理》、《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诗歌翻译中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等数篇翻译研究论文，其辨证论译的观点散见于这些文章中，笔者将其归纳总结如下：
（1）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辨证关系
沈宝基对译者是“一仆二主”[20]的形象说法很赞同。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作作者的欲言，又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译品成功与否，则要看译者、作者、读者是否能融为一体”。 [21]“一仆二主”中的仆，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译者“反仆为主”，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出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创作。因而，在翻译过程，译者要用辨证、发展的观点，正确处理好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应始终一方面想着作者，另一方面想着读者。”[22]，既要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又要把握创造性的程度。
（2）直译与意译的辨证关系。
对于翻译过程中常使用的两种主要方法，直译法与意译法，沈宝基认为，“各有所长，相辅相成”。[23]他指出这两种方法既不能截然分开，也无优劣可言。“我们以为：辨证地看，都对；绝对化了，又都不对”。[24]极度的意译会抹去原作许多特征，给读者造成译文不忠实的感觉，影响译文的真正价值；极度的直译往往又会因语言习惯的差异显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影响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诚如王佐良先生在其《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说：“既然文体学的研究使我们看清它的复杂性，我们也就要用各种手段去翻译它。”笔者通过分析沈宝基的译品，发现其较为经常使用直译法，辅之以意译法，总是力求译作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都忠实于原作。
（3）内容、形式、风格的辨证关系。
奈达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它说明翻译时如何处理好内容，形式，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沈宝基认为：“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与钥匙，是唯物辩证法。”[25]在他看来，内容、形式与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对立面：译文在语义、词汇、语音和形式甚至风格等方面忠实于原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是因为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至于风格，它本来就体现在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
（4）民族特色与文学翻译。
沈宝基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与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既保存原作的风貌，又适应译入语的特点、规律”。[26]它表现在：第一，译文要反映原作的民族特色。文学翻译要反映原作的风貌，即再现原作的民族特色；第二、译文也要考虑译入语的语言特点和民族文化特色。将一门语言翻译成另一门语言，将一种民族文化译为另一种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层面的差异。因而翻译时，我们既要恰倒好处地反映原作的民族特色，使读者有身处异域之感，又要兼顾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特点。
四、结语
沈宝基的翻译实践是以其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经验作为基础的，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是保证他的翻译质量极为重要的原因。1936年，《中法大学月刊》第2期刊载了他的诗作《旧稿》。此后，他的诗歌先后发表在《文学集刊》、《文艺时代》、《中国公论》、《北方杂志》、《音乐创作》、《外国文学欣赏》等刊物上。1991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沉舟》。2003年，《沈宝基诗集》经罗选民选编，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翻译正是植根于其创作经验与深入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这样的翻译自然有其独到的地方。戴望舒在1947年由怀正文化社出版的《<恶之花>掇英译后记》中曾写道：“波德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但是……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27] 1985年，长达五千多行的《雨果诗选》出版后，著名诗人未央称赞为“十分难得的佳译”，“译笔忠实原作韵味”，“亲切、自然，读来的确是一种享受。没有深邃的法国文学修养，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 [28]
参考文献：
[2]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P390。
[4] 沈宝基，佘协斌，诗歌翻译中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J]，《世界文学》，1990年第3期,p276-284。
[5] 雨果著，沈宝基译，雨果抒情诗选[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p1-2。
[6] 沈宝基，佘协斌，文学翻译与民族特色[J]，《外语与翻译》，1994年第1期，p16。
[8] 佘协斌著，法汉翻译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p294。
[9] 沈宝基，韩波[J]，《法文研究》，1939年第1期,p31。
[10]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6。
[13] 沈宝基译，佘协斌，张森宽选编，沈宝基译诗译文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p5。
[16] 佘协斌，1987, 论沈宝基的译诗与“三性”[J]，《长院科技》，第4期，p18。
[17] 沈宝基，雅克·普莱维尔[J]，外国文学欣赏，1986年第4期，p10。
[18] 沈宝基，拉马丁[J]，《法文研究》，1941年第5期，p340。
[23] 沈宝基等，外语系毕业生谈翻译[J]，《翻译通讯》，1983年第10期，p43。
[27] 佘协斌著，法汉翻译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p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