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后殖民翻译视角
弋睿仙1 梁满玲2
（1.西藏民族学院 外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2. 西安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Translation of Names of Chinese Minzu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YI Rui-xian1 LIANG Man-ling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2.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Shaanxi,710048)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glish names of Chinese Minzu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rucial issue in translating these names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concept of “Minzu”, a loan word from the west，but with rich connotation in China. This wor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culture-bound word, therefor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find an equivalent of “Minzu” in English.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offers an extra dimens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unique concept of “Minzu”. It is better to deal with this word form the wider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being confined to linguistic domain. Foreignization needs to be applied and transliteration can be used as the specific method in order to highlight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thus English names of Chinese Minzu Universities can follow this pattern: location/place name + Minzu + University.
Key words: Names of Chinese Minzu universities; Translation；postcolonial perspective；Foreignization；Transliteration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主要民族高校现有英译校名，发现校名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对“民族”一词翻译不当。该词虽为舶来之物，但其内涵在中国得到丰富，成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政治特色的词。翻译时不能仅局限于在英语中找一个对等词，而应跳出语言层面，而后殖民翻译理论无疑为该词的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在翻译时，应该突出汉语语言文化的话语权，采用异化策略，音译为“Minzu”，那么民族高校校名英译则可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模式。
关键词：民族高校校名；翻译；后殖民视角；异化；音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高校校名是高校的无形资产，早已引起学界关注。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高校校名知识产权保护、商标注册以及高校更名等方面的学术论文颇多。但是近年来，高校校名的英译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中国期刊网上关于校名翻译的文章也越来越多，涉及各类高校校名的翻译。尽管不少文章都涉及到我国民族高校校名的翻译，但专门研究民族高校校名翻译的论文并不多见，主要有麦新转的“论‘民族大学’英译”和“中国民族院校校名英译研究”，以及王烟朦的“再议中国民族高校校名英译问题”等。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民族高校校名翻译主要集中在“民族”一词的翻译上，这个词到底是用“Nationality”来翻译，还是用“Minzu”来翻译，或者用别的什么词。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词语层面的理解和选择，较少有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该词的翻译。
事实上，“民族”一词的翻译早已超出了语言层面，因为“汉语‘民族’概念，既包括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民族，也包括了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既指原生形态的民族，也指此生、再次生乃至多次生形态的民族；主要是指单一民族但也指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既指现代民族，更泛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1〕。“民族大学”、“民族学院”虽是由“民族”和其他词组成的短语，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有（少数）民族学生的高校，因为汉语中“民族”显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民族”一词的翻译应该跳出语言的层面，从更广阔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一个能够体现语言、文化、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那么，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后殖民主义无疑为研究“民族”一词的英译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解决民族高校校名英译中的主要问题。
二、民族高校现有英译名分析
高校校名是学校的名片，其英文名也同样受到了重视，中国绝大多数高校都有其英语校名。目前，笔者主要搜集了16所民族院校的中英文校名（如下表所示），这些院校的中文校名基本遵循“区位/地名＋特定文化词‘民族’＋性质名”的模式〔2〕。这些院校英文校名的特点也非常突出，其中12所院校选择“区位/地名＋University ＋”for/of ＋ Nationalities”的模式，占75%；北京民族大学和大连民族学院采用了“区位/地名＋Nationality (ies)＋University”的译法；中央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和贵州民族大学可以归为一类，均采用了“Minzu University”的译法。这些结构在英语中基本都可以接受，但是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却集中反映出民族院校校名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民族”一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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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中文校名 |
英文校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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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北方民族大学 |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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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南民族大学 |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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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西南民族大学 |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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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广西民族大学 |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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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西北民族大学 |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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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云南民族大学 |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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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内蒙古民族大学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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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青海民族大学 |
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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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西藏民族学院 |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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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四川民族学院 |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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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
Huhho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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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北京民族大学 |
Beijing Nationality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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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大连民族学院 |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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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中央民族大学 |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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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贵州民族大学 |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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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湖北民族学院 |
Hubei Minzu University |
何叔涛教授认为，中国民族研究“应当坚持自己的话语权，从汉语的语境、语义出发，结合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任何西方有关民族的理论都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1〕，那么在翻译“民族”一词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呢？
三、后殖民翻译视角
后殖民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体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殖民理论被引进至国内，成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批评话语，把翻译研究与帝国联系起来，“致力于从后殖民视角来考察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从源文本到译本的转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和表现方式”[3]。后殖民翻译研究将翻译研究中被忽略了的但对翻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权力，凸显出来，揭示了翻译活动中存在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该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道格拉斯·罗宾逊、爱德华·赛义德（E.D. Said）、玛利亚·提莫志克（Tymoczko Maria）、特贾斯维妮·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和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等。
印度翻译理论家尼南贾纳曾对德里达关于民族志学的观点作了深刻地研究，她认为翻译已经超出了语言文字文本间的转换。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对这两个国家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翻译可以崇洋式地描写强势文化，在弱势国内形成崇洋群体；翻译也可以鄙夷不屑地介绍弱势文化，在强势国内形成颇有文化优越感的群体和文化氛围”[4]。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交锋中，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确定翻译策略时可以选择将重点放在介绍强势文化上，也可以选择放在重塑弱势文化上。对于后殖民翻译研究者来讲，译者的任务显然是重塑弱势文化，消解强势文化。意大利裔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倡导异化式的翻译，认为翻译应当尽量传递原文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使译文保持异域风情。汉语与英语的使用者在世界上都很多，都可以看做是大语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语言极其文化的地位就是平等的。“英语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语言，中文则是世界上被翻译最好的语言之一”[4]。这种翻译的不平等尽管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曾遍布世界各地，但作为翻译研究者或者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当前中英之间翻译的不平衡将成为影响未来中英文化交流与交锋的历史性因素。
后殖民翻译研究受到苏联思想家巴赫金（MM.Bakhtin）的影响，巴赫金认为，“语言不是中立的，没有单一意义，也没有完整意义。语言不可避免会打上阶级烙印，因为统治阶级会形成官方语言，给某些语言附加上权力……语言和权力关系有割不断的联系”[5]。翻译活动已经不简单是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活动，更是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两种语言文化的交锋，那么翻译活动必然与具体文化语境中的权力和操纵相联系，翻译行为也必定会打上权力和政治的印记。在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交锋中，颠覆语言文化掩盖之下的英美霸权。英美霸权主义所体现的强权政治其本质就是把第三世界国家放到自己建构的模式中进行审视。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应该跳出传统的把翻译总是“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结构”[5]，将视角变得更为广阔，投向译文产生的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研究特定文化语境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作为母语为中文的译者，在面对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的转换时，有义务担当起传播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任，坚持自己的话语权。
四、后殖民视角对民族高校校名英译的启示
民族高校校名英译中的核心问题是“民族”的翻译。“民族”一词来到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该词的含义却更加丰富。中国民族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中国民族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的“民族”概念。何叔涛教授对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认为这一概念“首先是指单一民族，如‘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兄弟民族’……其次，人们又把56个单一民族的集合体称之为‘中华民族’……称之为‘复合民族’；再次，人们往往把民族内部的支系也称之为‘民族’”[1]。在我国，56个民族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民族，也是政治层面的民族，因为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中华民族不仅仅是国家和政治层面的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可见，汉语“民族”概念具有兼容性性和多层次性，极具中国特色。西方有关“民族”概念的理解都多种不同方式，如西哀士神甫（Abbe Sieyes）的定义、马克思·韦伯等当代西方学者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等，但是本质上都是指“具有政治特性的人们共同体或群体——‘Nation’。而这里所谓的政治特性是与国家这样的政治单位相互关联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这一特征，即尽管并非所有的‘Nation’都生活在具有明确边界、能合法使用暴力的单位——国家——之中，但却都具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并总是希望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6〕。可见，中西方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那么用英语中的“Nation”或其派生词“Nationality”来翻译汉语中的“民族”，显然是用西方的框架里的一个词来对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在面对“民族”一词的翻译时，其实面对的就是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的交锋与交流。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汉语语言文化处于弱势，英语语言文化处于强势。在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依然存着英美霸权主义，只不过其体现方式与殖民时期有所不同，目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霸权。王东风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到韦努蒂的一项研究，“在英美这样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度，只有一个现象值得人们玩味。韦努蒂发现，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的份额非常之小，在20世纪50年代，只占到2%到4%；60年代初为4%到7%；而到了90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是24%和29.6%”[5]。那么，在翻译时就要消解英语所体现的英美文化霸权，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文化特色，体现自己的话语权，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形象。因此，在翻译“民族”一词时，应该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突出汉语“民族”的概念特色，体现中国民族研究的特点，将中国民族研究的成果介绍给世界。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采用汉语拼音“Minzu”来翻译“民族”未尝不可，而且也已经有不少汉语拼音进入英语，如功夫，气功，阴阳等。所有这些词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英语中完全没有对等概念，只得也应该通过音译让这些词“走出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解决民族院校校名中“民族”一词的翻译后，其他的就容易处理了。我国民族院校的中文校名基本遵循“区位/地名＋特定文化词‘民族’＋性质名”的模式，翻译时完全可以采用“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了。但是， 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名中“中央”一词具有特殊性，不适合套用这一模式，译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更为妥当；西藏民族学院的英语译名虽然可以套用这一模式，但“西藏”一词翻译成“Tibet”值得商榷，因为汉语中的“西藏”和英语中的“Tibet”所指并不一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
五、结语
“民族”一词的翻译是民族高校校名翻译中的重点，单从语言层面对其进行研究显然不足以体现汉语中“民族”的丰富含义。尽管该词是舶来之词，但是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在英语里找一个对等词并不合适。要翻译“民族”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与政治的词语，应该跳出词语层面。在确定翻译策略时，从后殖民的角度，结合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在当前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地位，消解英美霸权，坚持自己的话语权，采取异化策略，具体翻译方法选择音译。那么，我国民族高校校名英译则可遵循“区位/地名＋Minzu＋University”的模式。虽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民族高校校名的英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但是在解构强势语言文化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陷入民族主义神话。
[参考文献]
[1] 何叔涛.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J]. 民族研究,2009(2): 20，13.
[2] 麦新转. 中国民族院校校名英译研究[J]. 毕节学院学报,2011(2): 63.
[3] 柳林.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中国话语[J]. 中国翻译,2007(3): 26.
[4] 吴文安. 后殖民翻译研究 翻译和权力关系[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3): 26，49，48，136.
[5] 王东风. 译介学研究[J]. 中国比较文学,2007(4): 84，80.
[6] 叶江.“Nation”（民族）概念辨析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9(3):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