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学视阈下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框架建构
摘 要: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需要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来分析美国语言系统中语言生态格局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问题、印第安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问题、移民问题对语言的影响等。本文拟从语言生态学入手，尝试整合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和教育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以语言生态学四因素为分析主体，建构全面的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理论框架,希望能为我国语言教育政策乃至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语言生态学；语言教育政策；理论框架
一、引言
随着新世纪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格外重视，语言作为人类表示思想和科技成果的重要方式，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软实力。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国家，从殖民地时期开始语言教育政策就一直交替反复，从殖民地时期的英语同化到南北战争的结束推动英语唯一，移民潮的涌现又使双语教育达到顶峰，进而又被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所取代。美国语言文化的丰富多元使美国成为语言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发轫地，其对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引人瞩目，也吸引了不少国内学者驻足研究。目前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评述多集中在双语教育、NCLB法案和外语教育政策。蔡永良(2003)主要从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在同化印第安人过程中的作用；罗豫元（2006）详细梳理了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陈峥（2004）评析了 NCLB法案对美国教育造成的深刻影响；郑星星（2011）对NCLB法案下绩效责任制的标准的制定、评估的手段及如何依据结果进行奖惩进行了研究；鲁子问(2006)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沈骑(2009)对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变革策略做了介绍和分析；戴曼纯（2012）分析美国半个多世纪外语政策的变迁及动因，指出美国外语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教育阶段存在脱节现象以及传承语言受到威胁等问题。从教育政策研究框架的建构来看，沈骑（2011）借助公共政策学和教育政策学理论视角,建构了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框架；对于美国的教育政策分析框架，则有竞争价值分析框架、政策类型框架、制度选择框架、国际趋同框架及社会背景分析框架等五种分析框架。以上研究虽然选取的政策面不同,但都是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进行的有益探索,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语言政策分析理论由政策分析理论移植而来，而且语言教育政策又属交叉学科，将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语言生态学和教育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整合构建研究框架才能全面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体系进行评述和分析。当前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只是从政策分析的某一角度，如历史分析的角度、国别比较的角度，或是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原因和因素进行评述，缺乏对没有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点进行整体和全面的评述。因此,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需要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来分析美国语言系统中语言生态格局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问题、印第安语言濒危与语言消亡问题、移民问题对语言的影响等等。本文拟从语言生态学入手，尝试结合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和教育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希望能够为美国语言教育政策乃至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语言生态学理论及其研究价值
（一）语言生态学理论溯源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言的交际功能日益被以英语为代表的少数强势语言所替代，而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区域语言和土著语言在日渐消亡，如果我们对这些语言的消亡听之任之，整个语言生态系统将日渐崩溃。语言多样性反映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复杂环境状况的适应性，语言生态的失衡不仅会扼杀其他语言的发展动能，而且也会导致整个人类思维的惯性僵化，最终导致人类的知识环境及其生命力受到威胁。
语言生态学（Ecolinguisitics）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领域交叉分支学科，主要探讨语言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及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重视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以及对人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早在1912年就曾对“语言与环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萨丕尔当时虽然还未把语言环境直接类比为自然生态环境，但他仍被视作为首个将语言与自然联系起来的学者，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语义、语音等传统语言学范畴，为生态语言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萨丕尔关注语言中的词汇，他认为某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可以反映该语言使用群体所具备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此处所指的自然环境在萨丕尔看来涵盖了矿物资源、动植物群、气候及地理特征等多个方面。另外，不同语种与其所处的环境、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语种之间的关系也是萨丕尔关注的焦点，他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语言学强调多样性及相互作用的基础性理念。
受生态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以生态学视角探究语言的本质的研究成果。特里姆(C T. Trim)被视为是首个以生态学观点来讨论语言的变化与发展的人物。他于1959年在Language and Speech期刊上发表了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Dynamic Linguistics这篇文章，影响深远。1967年语言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者弗朗西斯•沃格林(Frances Voegelin)、卡尔•沃格林(Carl Voegelin )和舒尔茨C N. Schutz)等人也开始应用生态学观点研究不同地区所使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在众多语言学家中引起共鸣。豪根(E. Haugen)在1970年首次提出“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这一概念。后来，他把语言环境类比为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对语言学的问题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系统探讨，并将“语言生态”界定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它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Haugen, 1971）。此时，与“语言生态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学科理论框架也逐步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芬克（P.Finke）根据生态系统观提出了“语言世界系统”(language world systems)概念；特兰普（W. Trampe）指出，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环境构成了语言的生态系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为题的著述，使学科理论框架得以确立。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英国威尔士大学语言学名誉教授大卫（David Crystal）就开始关注和思考英语全球化、语言生态和网络语言等重大问题，先后出版了《英语：全球性语言》、《语言死亡》、《语言与因特网》、《语言革命》系列书来探讨当代语言变化趋势。他认为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全球性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讲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势力，这种势力包括4种：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多样性和开放性是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必要条件，相应地语种的多样性也是维护语言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的必要条件。生态系统将整个自然界看作成为一个由无数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人类是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包括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代西方生态学为语言生态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语言生态学的研究价值
1.语言生态学的学科综合性。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进化、语言习得、语言批评、语言与生态危机、语言政策、语言人权等方面。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语言生态学具有学科综合性。首先，语言生态学综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研究理论和方法，语言学从性质上说，既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如语言学中有关语言符号的社会性的相关内容等，也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如语言学中的实验语音学的相关内容等，所以语言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本身就具有综合性。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它和语言学融合在一起，集中两门学科的学科优势，综合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必然产生良好的学科效应。其次，语言生态学的学科视野广博，人文自然、古今中外等凡是与语言生态有关的内容，语言生态学都予以密切的关注，因此，语言生态学从研究方法上讲，必然会采取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的方法来研究各种问题，以达到一定的学术目的。
2.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创新性。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不断创新语言生态学理论，完善丰富推动语言生态学研究框架的发展，按照时间序列，有如下公认的分析框架：
第一是豪根的四因素分析框架。挪威裔美国语言学家豪根(1966)提出了一种由社会(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和形式(政策规划)、功能(语言培养)的语言规划模型。这4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以下4类语言规划的主要过程:决策过程、教育传播、规范化过程和功能拓展。这样的细分对于深入理解语言规划活动当然是有益的。但也应该清楚,不是所有的语言规划过程都涉及他这种分析框架中的地位规划,也不是所有的语言规划活动都含有这4种过程。地位规划的工作还有“实施”,这一过程又包含两个步骤:一是如何来社会化所制订的规划,二是如何来监控和评估计划的实施。
第二是克洛斯的双因素分析框架。1969年，加拿大学者克洛斯提出了语言政策规划的种类: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地位规划”相当于豪根提出的“标准的选择”，“本体规划”则相当于豪根提出的“标准的制定”。1977年,克洛斯于又在《语言规划的十种类型》一文中指出语言规划包括建设性语言规划和破坏性语言规划，前者旨在提高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质量和地位。后者的目的是削弱、瓦解和废除某些语言，如旨在毁灭某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立法就属于这种。
第三是哈曼的三因素分析框架。哈曼（Harmann）在豪根分析框架中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增加了第三种规划“声望规划”。本体和地位规划是一种能产性的活动,而声望规划却是一种接受性(或价值)功能,它会影响本体和地位规划是如何被规划者执行的,又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哈曼的声望分析架构有助于我们对于语言规划层级的理解。政府、机构、团体和个人虽然都可能进行语言规划活动,但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声望,因此自然会影响到规划的执行效果。
第四是卡普拉兰和巴尔道夫的四因素分析框架。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言政策分析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家卡普拉兰教授（Robert B. Kaplan）和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语言学家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在1997年出版的两人合著的《语言规划》一书中，他俩基于之前学者对语言政策分析框架的研究从语言生态角度提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四因素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后又在他们2003年的合著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也给出了一种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的流程图(见下图)。
图1 语言政策制定流程图
由此流程可以看到,教育领域语言规划应该考虑这一过程和教育政策的关系，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循环过程，在政策不断反馈的过程中语言政策得以修正及补充。由此可见，这一研究框架较之过去的研究框架而言,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卡普拉兰&巴尔道夫分析框架综合了各种语言政策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学概念之上的语言政策分析理论。与先前的理论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解释力。
3.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多元性。在语言政策分析过程中，目标与手段、价值与技术不能被剥离开来。事实与价值是语言教育政策分析关注的重点，甚至在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时期，语言教育政策的价值属性更受关注。对有关语言教育政策的性质、原因、结果的说明和解释必须准确规范。语言政策的分析既要关注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也要关注价值的时效性和变革性。
三、语言生态学下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建构
美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一般包括美国的强势语言教育政策即英语(包括国内教育和国际推广两部分)、印第安语言教育政策、移民语言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政策。因此本文基于语言生态学理论，尝试结合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和教育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建构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框架。把美国三百年多来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以语言教育政策的四因素规划理念为分析主体，辅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各影响因素对语言教育政策体系进行综合分析，最后以其对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估的全面分析体系。尝试把美国强势语言即唯英语运动的发展与弱势语言问题即印第安语言的濒危问题和移民语言问题、外语教育政策及英语的国际推广构建一个较为全面，考量宏观政治经济等因素又兼顾语言习得等微观因素对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影响的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如下图：
图2 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框架
三、构建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的四因素规划
构建全面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语言生态学四因素为基础，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角度出发，分析政策制定、实行、评估及语言习得等因素对语言教育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语言生态学四因素影响下，美国语言教育政策不断调整，互为补充：强势英语地位不可动摇；语言生态体系渐趋多元；语言政策制定彰显公平；英语国际推广更为理性。
（一）语言规划推动英语的强势地位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美国独立时，官方语言英语的确立就属于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此时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规划开始重视语言的地位规划。首先合众国政府重视对优势英语的地位规划。美国独立时，官方语言英语的确立就属于语言地位规划的内容。在英语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前，英语地位规划之前往往会进行语言声望规划，就需要增强该语言的社会声望。此外，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文化形成美国语言文化的一致性对其他语言生存空间的打压在此时开始形成，这也是美国地位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合众国政府加强了英语的本体规划。在合众国初期，美国联邦政府也对英语进行本体规划，使之更符合美国人的认知，书写习惯等。本体规划表面是为了使英语变得更加规范和实用。实质上是通过实施规划,使强势英语成为教学媒体用语并巩固了英语的优势地位。虽然此时德语、法语还比较强势，英语还未一统天下，但英语强势的趋势不可逆转。
（三）语言规划推动语言生态的多元
由于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美国出现新的一轮移民潮。移民正在迅速改变着美国人口的种族（族裔）构成。到2050年时，美国白人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将从现在的75.6%下降到52.8%。同期，西班牙裔人口将由总人口的9.1%猛增至24.5%，亚洲及太平洋岛国人口的比例也将由2.8%上升到8.2%。黑人（非西班牙裔）、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仍将保持与现在相同的人口比例。但是移民带来的丰富语言资源一直不受重视，单一的唯英语政策使移民双语资源白白浪费；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的印第安语言也面临灭绝的境地。
尊重移民的语言权利，挽救印第安语言濒临灭亡的命运，主张语言的多元，美国政府对弱势语言有步骤的进行地位规划。在地位规划中，制定语言法规是复兴的重要一步。在1967年《双语教育法》通过时，印第安人学校基本上还是只用英语。印第安人根据这一法案接受基金的计划从最初的5项（总数为76项）增加到后来的70项（占1978年总项目的10%）。1990年和1992年的《美国土著语言法》规定政府实行保护土著语言的政策，并为此批准了一项拨款。1994年克林顿政府拨出100万美元，英语在全国范围内启动18个语言振兴计划。科学规划语言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做到语言教育的目标与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并使之切实服务于国家战略。同时加强双语教育的习得规划。在自留地进行的双语教育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政策规划和目标包括双语语言确定、教学人员、课程建设、教材教法、资金来源、社区关系和测试评估；功能上的培育规划和目标包括双语习得、语言维护、语言变迁等。在当今多元文化浪潮趋势下，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开始关注弱势语言如印第安语的拯救、开始关注多语社区的创建、在保留地施行双语教育，保护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化传统，保持美国语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三）语言规划推动语言政策的制定
在语言生态学分析框架的四因素影响中，声誉规划不可或缺。语言的本体和地位规划是一种能产性的活动，而声誉规划却是一种接受性（或价值）功能，它会影响本体和地位规划是如何被规划者执行的，又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此理论架构有助于我们对语言规划层级的理解。语言声望规划刻意营造一种有利的心理环境,这种环境对于语言规划活动取得持久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声誉规划在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官方或政府、机构、利益集团、个人对语言的推广；功能上的培育规划和目标主要是科学语言、专业语言、雅文化语言的知识化。语言声望规划刻意营造一种有利的心理环境。因此，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一定程度就表现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如双语教育中，教师集团、家长、学生、宗教和种族集团等时常会因为某项涉及主要是损害其中几个集团的切身利益而遭到抵制，从昂兹法案的在加州的推行直至双语教育在美国式微，最终造成双语教育在美国的消亡。
（四）语言规划推动英语教育的推广
在合众国初期，美国联邦政府就对英语进行本体规划，包括音韵的、词汇的、语法的以及书写系统等方面的改造，使之更符合美国人的认知，书写习惯等。本体规划目的在于增强语言的规范性和实用性。本体规划在形式上的政策规划和目标包括对美式英语文字、语法和词汇的语言规范化和副语言规范化；功能上的培育规划和目标包括：英语词汇现代化、英语语体现代化、英语的革新和国际化。美国人崇尚自由的独特个性使得美国英语不断创新而且能够独立发展，他们大胆的观念与方法创造和借用新词，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合成新词，推动英语的国际化推广；此外，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美国英语的变化与发展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学习英语。现在美国超过1/3的博士生是其他国家的学生。庞大的留学生市场，不仅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而且还为本国有实力的学校拓宽了经费来源，因此，美国为了在国际生源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正在积极加强英语的本体规划，推动英语的国际推广，颁布更多有利于留学生签证及减税方面的优惠，加强向国外目标市场进行留学推广，进一步抢占世界留学市场的市场份额。
四、影响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的因素分析
语言生态学英文术语有两个：language ecology 和 ecolinguistics，前者通常译为 “语言生态学”，后者为“生态语言学”。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作用；后者研究语言对生态的直接影响。本文所讨论的是语言生态学，还应考虑到社会环境对语言分析框架的作用。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框架，如图2所示，语言生态学四因素与社会因素互相制约和影响。任何一项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都要受到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在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中，政治因素的考量不可或缺。在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治环境对语言教育政策的目标确定、制定方式和方案选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政治环境排外主义盛行，语言上的同化政策使移民语言教育陷入低谷，尤其是德语教育从此一蹶不振，从比较强势的语言沦为被歧视压迫的语言。又如一战带来的排外主义对美国外语教育打击巨大。德语和法语本来是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的现代外语。1915年，选修德语的中学生达到学生总数的24.4%，1922年则下降到了0.6%。
其次经济因素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政府对教育的资金扶持对美国语言教育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联邦政府按照 1968 年双语教育法的计划开始实施投资，投资逐年增加。从 1968 年的 1500 万美元增加到 1969 年的 3000 万美元，再到 1970 年的 4000 万美元。1974 年修正案再度加大了对双语教育的投入，国会拨款从 1974 年度开始为 1.35亿美元，后增至 1976 年的 1.4 亿美元，1983 年度跃至 4亿美元。拨款的增加最直接使双语教育尤其是印第安教育开展起来。同时，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也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外语教育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尤其是外贸商业是不小的促进。因此，政策制定者要根据当前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语言教育政策。
再次，文化因素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随着当今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状况的出现，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要考虑文化因素的存在，承认文化多元。在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各种族文化影响着盎格鲁文化，同时又受盎格鲁文化的影响。要真正制定适合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文化的语言教育政策，就要重视印第安人自身的语言权利，尊重他们自身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发展的权利。当然，影响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些隐形权力如私人基金会也对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大的几个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利里捐赠基金、凯洛格基金会的纽约卡内基公司。它们也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尤其是语言教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语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公共政策学、教育政策学、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是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又为美国语言教育政策框架的构建提供了研究视野。语言生态学不仅为语言教育政策评估和规划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提供了较为科学系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框架的构建也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和方言都承载着自己民族或地区的发展历史，积淀着丰富多彩、不可再生的文化信息，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是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基因和宝贵财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员流动的增加，中国一些语言和方言的使用人口正在日益减少，传承面临威胁，这对于一个国家乃至人类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国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大多停留于理论的引介及国外研究的综述上，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构建。从语言生态学的四因素分析来看，语言教育政策框架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的政策,更牵涉微观的语言规划活动；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且涉及国家的其他政治经济发展部门；不仅是政治事务也包含经济利益的考量。在语言生态学视角下进行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的构建，在一个系统全面的政策分析框架上进行更加科学的调研已成为我国语言教育规划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语言生态学的四因素及其社会因素的影响建构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和框架,更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建构语言生态体系，语言生态学研究的视角也将会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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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安全问题与语言规划研究”（12CYY016）和2013年国家语委科研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利益视野下的语言教育战略研究”（ZDJ125-3）阶段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