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与思考
纪 燕
（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语言哲学。作为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的影响下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但在发展过程中,言语行为理论也暴露了其不足与缺陷。作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从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在国内的研究与应用及主要功绩和存在问题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梳理。
关键词： 语言哲学; 语言游戏说; 言语行为理论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JI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 is a “linguistic turn” in western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As the founder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ittgenstein’s theor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peech act theory. Influenced by Wittgenstein, Austin put forward the speech act theory. Searle further developed speech act theory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intentionality. The speech act theory then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hile, in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speech act theory also revealed its weakness. The author thinks it’s necessary to get a clear picture of how Speech Act Theory has been initiated, how it has evolved, what it is concerned with, how it has been studied and applied in China, what contributions it has made and what it has problems with.
Key word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game theory; Speech Act Theory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 终于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到了近代的语言论。[1] 西方传统哲学开始向语言学转向,形成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热潮。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 意义问题成为转向之后哲学研究的核心。[2]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
颇具启发性地提出了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创立了日常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式。但他并没有细致地分析和整理日常语言的用法，因而没能消解那些似是而非的哲学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Austin，J．L) 创设了言语行为理论, 从会话层面探索语言的种种意义，深刻揭示了人类语言的根本功能，即用词做事、以言取效，初步揭示了人、语言、世界之间的关系, 从而推动了语言哲学的转向。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塞尔尽可能全面地分析言语行为与语言意义的共生性和规约性，为“说话即行事”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更稳固的理论体系。
纵观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浩瀚长河，从思想启蒙到雏形建构，再到理论的真正诞生并逐步发展，言语行为理论深刻地阐释了“人类—语言—世界”三元辩证关系。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在国内的研究与应用及主要功绩和存在问题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轨迹及主要思想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维氏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即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在《哲学研究》一书中他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 [3] 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被语言游戏说推翻，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氏的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奥斯汀详细地分类和概括语言的使用方式，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 (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 (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 ( 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对哲学和语言学的原创性的、永久性的贡献”。[4]
众多学者更为系统地研究和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中以塞尔的影响最大。他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使用语言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和言语行为规则（话语的意义是说话者的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二﹑言语行为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与应用情况简述
奥斯汀创立言语行为理论后,在塞尔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下,言语行为理论引起了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言语行为成为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研究核心。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投入到了言语行为的本体研究及其应用研究中,言语行为理论因而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与应用。Blum- Kulka , House & Kasper (1989) 从不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 进行跨文化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5] Tsohatzidis(1990) 应用典型引申理论(prototype theory) 重新考察言语行为的性质以及言与行之间的关系。[6]受到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差不多在塞尔的《言语行为》发表的同时,转换语法领域中也展开了对形式成分的研究,即行事成分分析(或行事成分假设) 。[7] 国外有学者针对奥斯汀和塞尔的研究探讨英语中的言词用法、意义、言语行为动词和言语行为情态词。AnnaWierzbicka (1987) 研究英语言语行为动词的语义,将英语中270 多个SAVs 分类成37 组并对其意义及用法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拓展了言语行为理论。[8]70 Grice (1989) 深入地剖析了意义。他把阐释意义跟交际双方的意图、信念和目的联系起来,通过确定阐释意义的中心点,建立一个既能阐释自然意义,又能阐释非自然意义的、整一的理论框架,并对会话含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9] Sweetser (1997) 认为,任何实际话语不仅仅是对包含某些内容的命题的认识反应,而且是通过该命题的表述来完成某种言语行为。[8]70 Thornburg &Panther (1997) 认为言语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结构的行为场景，人们可用一个言语行为来借代另一个言语行为,在塞尔的基础上他们提出间接言语行为可用借代来加以描述。Verschueren (1999) 区分出一般行为动词和具有施为作用的言语行为动词,对言语行为动词的施为性作了详细的解释。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从哲学、认知、语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如:何兆熊(1988) 、段开诚(1988) 、顾曰国(1989 ,1994) 、束定芳(1989) 、张绍杰(1989) 等等。[10] 有些学者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研究汉语语言，讨论汉语中施事行为如何表示，汉语显性施为句表达式呈现何种结构﹑有何特点，汉语言语行为实现的若干条件以及汉语句类与言语行为类别有何关系等等。也有学者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汉外对比等研究中。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功绩
（一） 语言、世界和心智的结合 —— 研究语言哲学的全新思路
1962 年《如何以言行事》的出版标志着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奥斯汀从自然语言出发,研究语言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就是(用语言来)做事或实施具体的语言活动。解决了传统语言哲学家将语言与事实、语言与世界对立起来，孤立地研究语言的问题。塞尔强调语言哲学与心智哲学的密切联系,引入了意向性这一概念，深入界定言语行为即通过使用语言符号来表达说话人的意向，语言作为一种行为而得以参与到世界的实践中,并通过心智激发与语境相伴的意义,于是产生语境效果并创造出新的思想内容。语言、世界和心智在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结合成为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语言具备了三重功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它是表征世界的一种途径;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它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派生的意向性,它是心智加工的一种产品。
（二） 施为句和表述句——对真假二元体系的挑战
传统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大多认为语言是一个与世界相对照的符号系统, 其首要的功用是描画世界, 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 提供有真伪可言的命题。在《如何以言行事》中，奥斯汀提出施事话语的概念，对传统的语言观提出严峻挑战。随着奥斯汀思考的发展,施为句与表述句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施为句也有真假之分,而表述句也有恰当不恰当的问题。于是他在传统的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 引入了一个新的评价维度适当与否。他说道:“如果像传统语言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陈述和表述句只从真、假的角度来考虑,而不从任何其它的角度来进行批判,这样做是最危险的,而我们却很容易这样去做。” [11]56毫无疑问,恰当不恰当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真假二元体系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塞尔对行事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对现代语言哲学的又一贡献。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否认说话方式的分类, 就在于不了解分类的标准; 奥斯汀的分类之所以含混不清, 就在于没有详尽阐明分类标准。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对分类标准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对各种语言现象或语言使用方式进行明确的分类。从分类的系统性来看, 塞尔的分类思路清晰、全面、较为完善, 可操作性较强, 有力推动了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深入。
（三） 语言力量—— 一种新的意义观
奥斯汀在引入以言行事的概念时首次使用了“语言力量”( force)这一词。他说道:“是否有一些词(某一些以言行事行为)具有问句的力量,或者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估计。我用这种新的意义上的行为的表现来解释一个以言行事行为的表现,即正在说什么的行为的表现相对于说什么的行为的表现,我把这种表现的行为叫做‘以言行事’,并称目前讨论的语言不同类型的功能的术语为‘以言行事力量’。” [11]100奥斯汀区分了“意义”和“力量”这两个术语：意义指的是涵义和指称,是语义层面上的意义,与言语相对;语言力量是语用层面上的意义,做出一个以言行事行为就相当于说出一定的有约定俗成的力量的话语。正因为语言力量才使听话者根据语境理解话语的语用意义,从而使话语在听话者身上产生某种效果。语言力量，这一新的意义观，改变了人们对言语意义的理解,对言语意义的理解是语义层面的“意义”和语用层面的“语力”的结合，充分体现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联系和区别,也展示了奥斯汀独特的哲学智慧。
四﹑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问题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必须关注的问题。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而且分类的各个类内部庞杂混乱。顾曰国(1994) 指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犯了行为等于效果的概念谬误。要判断说者是否做了某一取效行为不能不考虑他的动机和意向,奥斯汀忽略了这一点。[12]11-15 孙淑芳(1998) 也认为正是因为奥斯汀在对取效行为的概念将行为等同于效果,所以导致后来一些学者对取效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13] 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 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也无暇顾及言语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却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赵敦华(2001) 认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李昌年(1997) 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在人类行为模式与言语行为理论的对应以及目前在言语行为方式形成原因方面的研究上还存在缺陷。
据顾曰国(1994),国外学者对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评判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与构成规则;行为、句子、句义、语力;言语行为与会话分析三个大的方面。[12]11-15他认为, 塞尔未加以区分话语实际语力与说者所用语力，经常把句义决定行为的两层涵义即句义界定行为的性质和句义帮助听者确认说者所做的行为混为一谈。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后期, 其研究局限于人的大脑机制(即心智)，没有与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即社会性) 的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导致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走进了胡同。在言语行为的分类上,Verschueren (1999) 认为, 塞尔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对言语行为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而且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概念来分析更复杂的结构会无能为力，因为言语行为总是以话语成分而不是以完整的话语的形式出现，在结构上局限于句子层。Mey 认为,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论,奥斯汀和塞尔总是使用与之相关的即具有某一特定言语行为的句子,随着语用语言学的发展,这种个案方法的缺陷就日益明显了。[14] Mey 还认为塞尔没有提出为了准确理解话语含义语境条件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必须具体化，尽管他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evinson 认为尽管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在奥斯汀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仍然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塞尔的分类缺少原则基础,甚至不是系统地基于合适条件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该分类是确切或穷尽的。[15]
五、结束语
哲学是关于思维的科学,语言是思维的载体。20世纪语言哲学开始成为第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既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也是对语言哲学的新发展。从维特根斯坦到奥斯汀、塞尔等,纵观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言语行为研究不断地进行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也始终面临着各种批评和挑战。诚然，语言的研究不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还是一个整体论的事业。言语行为理论的不断发展必然使我们对语言的思考应该会更加完整，而由此呈献给我们的也会是从心灵到世界的关于语言的更为生动的图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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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玉成．奥斯汀论言和行［J］．哲学研究，2004( 1) :68．
[5] Blum - 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Cross - 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 Ablex.
[6] Tsohatzidis, S. L. ed., 1990,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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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顾曰国. John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 J ].国外语言学,1994(3 ):11-15.
[13] 孙淑芳.言语行为理论中若干争议问题[ J ].中国俄语教学,1998(1) :9.
[14] Mey, J.L.,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125 ,119.
[15] Levinson, Stephen C., 2001,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20,241,277.
